本原儒学讲演录｜梁涛：为什么要读《孟子》？

学习儒学，大家可能会首先想到两个人：孔子和孟子。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生活在春秋末年。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是孔子的仰慕和追随者，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性善、仁政、民本等一系列观点，将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传统社会后期，人们常用孔孟之道指称儒学，孟子被尊奉为亚圣，是儒学史上仅次于至圣孔子、排名第二位的圣人。由孟子及其弟子编纂的《孟子》一书，同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宋代以后，《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编订为四书，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家学习国学，喜欢请老师推荐书籍，如果推荐五部传统经典的话，我一定会选《孟子》。选四部，也应该有《孟子》。选三部，咬咬牙，也可以选入。推荐两部，那可能选不进去了。如果只推荐两部，我会选《论语》和《老子》，它们应该更重要一些。不过能稳进前五名，挤进前三名，已足以说明《孟子》地位之重要，是必读的传统经典。其实先秦儒学史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荀子。他有自己的著作《荀子》，但与孟子的地位不断上升形成对比，荀子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其牌位甚至在明代被请出了孔庙，清代有学者试图重新肯定荀子的地位，章太炎尊称荀子为后圣，但始终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儒家十三经中，有《孟子》而无《荀子》。孟子和荀子均是孔子之后儒家的重要学者，对儒家思想的发展都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评价反差如此之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同时也说明孟子在传统社会的影响更大，地位也更高。所以学习传统文化，《孟子》是必读的经典。

孟子为什么会受到后世学者的重视？在历史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孟子思想是中国文化中的清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会有精华、糟粕，有清流、浊流，但孟子思想无疑是传统文化精华相对集中的部分，是中国文化的一道清流。孟子诞生于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战国后期，他以新兴社会阶层“士”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希望以仁政、王道启发、教导君主，“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3.6），通过“格君心之非”（《离娄上》7.20），纠正国君思想的错误，“一正君而国定矣”（同上），纠正国君而使国家达到安定。对于民众的利益，他大声呼吁、呐喊；对于暴君污吏的“残民”“害民”之举，他猛烈抨击和批判。因此，孟子是士人的良知，是民众的代言人，同时又是君主的规劝和批判者。孟子的思想不仅培育了古代士人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优秀品质，同时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13.9）的精神追求。孟子的性善说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积极乐观、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孟子倡导的“浩然之气”“大丈夫”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高尚伟岸人格。孟子的“民贵君轻”说、以德抗位说，成为人们反抗专制强暴的理论武器。孟子的民本、仁政说在历史上对改善民生、缓解社会矛盾起到积极作用。每当社会矛盾尖锐、紧张的时候，孟子的思想就会被人们重新提起，并赋予新意。孟子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深且大矣！

孟子曾提出要“知人论世”，那么，孟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什么时代？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对孟子的生平有一个简短的介绍，为我们了解孟子其人提供了重要材料。为了方便讨论，我将其引用于下：

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司马迁的记载是有讹误的，比如他说孟子先游事齐宣王，后见梁惠王就不准确，实际情况是孟子见梁惠王在前，游事齐宣王在后。不过讹误的是细节，抓住的则是重点，司马迁寥寥几笔，把孟子生平的重要的信息都做了交代。从这一点看，《孟子列传》仍不愧是出自史圣的手笔。根据司马迁的介绍，“孟轲，邹人也”。孟子，姓孟名轲，是战国时邹国人。邹国在哪里？在今天山东邹城，《左传》中称邾国，也称邾娄，邾娄快读就是邹。邹国与鲁国相邻，孟子曾感叹：“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尽心下》14.38）就是说自己与孔子的家乡曲阜非常之近。现在曲阜有高铁站，出了车站乘车半个小时就到了邹城。曲阜与邹城之间正在修建空中云轨，如果开通，至圣与亚圣的故乡就连在一起，大家去两地旅游，交通就更便利了。说到邾国，就不能不说到春秋时期的邾文公，他是邾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对孟子产生过重要影响。据《左传·文公十三年》（公元前614年）记载，邾文公准备迁都于绎，也就是今天邹城附近，为此进行占卜，结果是有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文公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民众的利益，也就是我的利益。上天生下民众，为他们选立一个君主，就是为了给他们带来利益的。民众既然得到利益，我难道没有利益吗？当然也得到利益了。当时邾文公已经在位五十一年，年事已高，经不起迁都的劳顿。故身边的人劝说他：如不迁都，还可以多活几年，还是不要迁都了吧！文公说：“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国君的使命在于养民，这里的“命”是使命的意思，指天之所命。至于寿命的长短，那是时运。既然对民众有利，那就迁都吧，我看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同上）迁都不久，邾文公就去世了。当国君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邾文公毅然选择了后者，认为国君的利益是从属于民众利益的，民众既然得利，君主自然也有利，这是一种民本思想。我们读《孟子》，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可能会感到诧异，孟子为何会有这样进步的思想呢？其实中国古代是有一个民本思想传统的，这个我们后面会专门来讲。邾文公就是孟子之前民本思想的一个代表人物，了解了邾文公，再来看孟子的民贵君轻，是不是就容易理解一点了呢？

“受业于子思门人。”这是司马迁提供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信息。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孔鲤资质平平，先孔子而卒，《论语》中有关于他的记载。如《论语·季氏》记载孔鲤的话：

（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

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庭院里，孔鲤看到父亲，想快步走开，“趋”是快走的意思。孔子喊住他：stop，你学《诗》了没有？孔鲤回答：还没学呢。孔子很生气：“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你连话都不会说。孔鲤受到父亲的训斥，转身就去学《诗》了。《诗》就是后来的《诗经》，也称《诗》三百首。《诗》在孔子以前就存在了，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是经过孔子的整理。孔子为什么说“不学《诗》，无以言”呢？这与古代的诗教传统有关。古代贵族重视文化修养，遇到事情不是直白去说，而是通过引《诗》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才显得有水平。这就好比朋友外出游玩，看到夕阳余晖，孤雁翱翔，有文化的会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没文化的则说：“卧槽，好大的鸟！”又比如被公司炒鱿鱼了，读过诗的会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读过的，最多说一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二人的水平立马可见。《左传》中记载有很多贵族引《诗》的例子，话不用直接说出来，你引一句诗，我立刻就明白了，马上回你一句。由于《诗》是贵族的基本文化修养，大家对其内容十分熟悉，这样就形成特殊的交流形式。又有一天，孔子独自站在庭院里，孔鲤看到父亲，又想快步走开。孩子见到父亲就想跑，肯定是学习差，不受父亲的欣赏。孔子喊道：stop，你学礼了吗？孔鲤回答：还没学呢。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你不学礼，就无法立足社会。孔子曾说“吾十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论语·为政》），“立”就是指“立于礼”。中国古代是一个礼仪社会，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礼记·中庸》），人与人相处，有相应的礼仪规定。见到长辈，该行什么礼；见到老师，该行什么礼，都是有规定的。一个人到了三十岁，掌握这些基本礼仪，就可以立足社会了。我们今天说三十而立，意思已发生了变化，是说一个人到了三十岁，事业有成，可以自立了。立是指经济上的独立，事业上的自立，这是现代观念，与孔子的时代有所不同。最初《诗》、礼只有贵族可以学习，是贵族的特权，吟诗、行礼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孔子通过教育，把《诗》、礼转化为一般人的道德修养，他教授弟子就是以《诗》《书》、礼乐为主要内容，所以他教导孔鲤也要学习《诗》和礼。不过孔鲤虽然受到孔子的教诲，但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是他出生时，孔子作为鲁国管理仓库的委吏，因为工作干得不错，鲁昭公派人送来一条鲤鱼，表示祝贺。这应该是孔鲤一生最风光的事情，不过他当时刚出生，还体会不到。子思则不同了，他是孔子之后另一位重要的儒家学者，《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子思》二十三篇”，有一个注：“名伋，孔子孙，为鲁缪公师。”按照古书体例，二十三篇的《子思》应当是子思弟子对子思作品、言论的整理和记录。不过这本书后来失传了，但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我们今天读的《中庸》就是出自子思之手，可能是《子思》中的一篇。另外，《孔丛子》一书记载有子思与孔子的对话，从这些记载来看，子思是相当早慧，而且深得孔子喜爱。例如，“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记问》）一天孔子赋闲在家，发出一声叹息。子思上前行礼问道：爷爷您是担心子孙没有出息，会辱没先祖？还是羡慕尧舜之道，却遗憾不能实现？孔子很是诧异：你一个小孩子，怎么懂得爷爷的想法呢？又如，“子思问于夫子曰：‘为人君者，莫不知任贤之逸也，而不能用贤，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于不明也。’”子思问：爷爷，国君都知道任用贤者的好处，却不能真正任用贤者，这是为什么呢？从子思提出的问题，就能看出此孺子非同一般。据学者考证，孔子去世时，子思仅有七、八岁，《孔丛子》所记或许有夸大的成分，但子思才华出众则是可以肯定的。

孟子为什么要向子思学习呢？司马迁没有说明，我认为这应该与孟子对孔子的崇拜有关。孟子曾说，虽然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圣人，但“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3.2），没有哪个圣人能与孔子相比。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自己的最大心愿就是向孔子学习。孟子的这一说法，今天看来可能不奇怪，毕竟孔子后来被封为至圣先师，成为最高的圣人，但在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因为孟子的时代，人们所认为的圣人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他们的身份是天子、君王，不仅有德，而且有位，是圣王。而孔子则是一介布衣，是普通的读书人，用当时的话说，是士；用今天的话说，是知识分子。无论从地位还是功业来看，孔子都无法与前面的圣王相比。其实孔子在世时，就已经有人提出，孔子甚至还不及他的弟子。据《论语·子张》，有一个叫叔孙武叔的鲁国大夫在朝中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比孔子强多了。有人把这话转告了子贡。子贡怎么回答呢？他说：用围墙来打个比方吧。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高，人们站在墙外，里面的房屋家舍一览无余。可是我老师的围墙有几丈高，如果不得其门而入，就不知道里面宗庙的壮美，各种馆舍的富丽。能得其门而入者本来就很少，叔孙武叔这样评价我的老师，是不奇怪的。问题是“子贡贤于仲尼”并不只是叔孙武叔个人的观点，而是当时很多人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子贡才是真正的成功者，是类似今天马云、王健林这样的人物，而孔子只能算是失败者，是loser，一生虽四处奔波，“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却无所成就，累累若丧家之狗。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废举”指囤积货物，贱买贵卖。子贡很有商业头脑，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做买卖，商业大获成功，成为巨富。孔子曾经感叹：“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颜回接近完美了，但很贫穷。子贡不懂天命，可是做生意呢，猜测物价的变化总是能猜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买什么股票，股票就涨；抛什么股票，股票就跌。孔子生活在农业社会，所以更欣赏安贫乐道的颜回，认为自己的学说只有靠颜回这样的弟子才能受得住。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孔子应该会欣赏子贡多一些，子贡更具有开拓性，更适应工商社会，更能代表儒学未来的发展。子贡会经商，有了经济的独立，才能有人格的独立，思想的独立。《史记·货殖列传》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乘坐四匹高头大马拉的车子——这在古代就是豪车了，车队前后相连，“束帛之币”前应该掉了一个字“执”，拿着丝绸厚礼去拜见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亲自接见，而且不行君臣之礼，只行宾主之礼。古代主人与宾客分别站在庭院的两边，相对行礼，以平等地位相待，叫做分庭抗礼。可见当时子贡影响之大，很多人就是因为子贡而知道孔子的。前些年，北大一位教授就认为，孔子生前默默无闻，是靠学生出的名，孔子身后的名声是弟子宣传的结果。所以叔孙武叔说子贡胜过孔子并不奇怪，毕竟任何一个时代，人们都是用权力、财富、地位来衡量人的价值的。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孔子实在是乏善可陈，哪一样他都不占有。你不是失败者是什么？但孟子不这样认为，在他眼里，孔子才是最伟大的，自有人类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孔子。这在当时当然是石破天惊，与世俗格格不入的。那么，为什么孟子会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3.2） 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大家思考。

孟子虽然崇拜孔子，但他生活的时代距孔子已经有一百多年了，直接向孔子学习已经不可能了，于是孟子选择向孔子的后人学习。孔子后人中最有学术成就的当然就是子思孔伋了，但孟子出生时，子思已经去世，所以他是“受业子思之门人”，通过向子思的学生学习，间接了解到孔子的思想。孟子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8.22）我没有机会成为孔子的学生，我是私下从别人那里学到的。孟子虽没有直接受业于子思，但他与子思的思想存在继承关系，属于儒学内部的同一派别，史称思孟学派。孟子受业的子思门人具体是谁，史无记载，已不得而知。子思与孔子的年龄相差较大，受到孔子教诲的时间并不多，他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自唐代以来，一般都认为这个环节是曾子，近代以来多数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另有学者认为，孔子和子思之间的环节不是曾子，而是子游。可能曾参和子游的思想本来就比较接近，同属于孔门后学中的“主内派”，子思的思想是从这一派发展而来。这一学派的师承授受关系应该是：

孔子（仲尼）——曾子（曾参）或子游（言偃）——子思（孔伋）——子思门人——孟子（孟轲）。

孟子后来成为著名儒家学者，与其早年的家庭教育有密切关系，刘向《列女传》记录的“孟母三迁” “断机劝学”、《韩诗外传》记录的“杀豚不欺子”等故事，反映了孟母在孟子教育上倾注的心血，这对孟子以后的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孟子的生卒，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东汉赵岐《孟子章句》等均无记载。学者根据《孟子》一书的相关记载做了很多推测，大致而言，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晚期，与我国古代另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处于同一时代。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活了八十四岁。先秦儒学的两位重要人物，孔子与孟子，一个活了七十三岁，一个活了八十四。民间有一种说法，老人七十三、八十四是一个坎，就是由此而来。先秦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据我的考证，活了一百岁。古人寿命比较短，“人生七十古来稀”，活过七十岁的非常少。孔孟荀都活过了七十岁，荀子甚至活到了一百岁，所以学习儒学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长寿。

“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根据这段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孟子早年主要在家乡一带求师问学，“道既通”，思想成熟了以后，开始游说诸侯，并且见到了当时一些大国的国君。孟子游说诸侯的过程，前面说过，司马迁记载有误。了解孟子的生平活动，更重要的材料是《孟子》一书，其远比《列传》的记载要丰富、详细，我们后面会专门来讲。孟子为什么思想成熟后，便积极入世，去游说诸侯呢？这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孟子生活的战国中后期，正是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时代。诸侯之间相互混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上》）连年的战争，不仅对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也给人民的生活带来沉重灾难。到了战国后期，战争规模不断升级，广大民众饱受战争之苦。秦国攻打楚国，秦将白起引水灌鄢城，淹死百姓数十万。统治阶级为满足穷奢极欲，想尽一切办法聚敛财物，广大民众却弃尸沟壑，挣扎在死亡线上，出现了“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梁惠王上》1.4）的惨状。那么，为什么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会出现互相厮杀的情况呢？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混乱的状况，重建和谐的人间秩序呢？对于前一问题，孟子的思考并不深入，他只是从儒家的仁道立场出发，对“争地以战”的兼并战争做了道义上的否定，抨击其对民众生命、财产所造成的伤害，而没有对战争的原因做出更深一层的分析。对于后一问题，孟子则明确提出要实行仁政、王道，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能使百姓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只有实行王道，才能结束诸侯间的混战，重建和谐的政治秩序。孟子提出仁政、王道，针对的是战国诸侯推行的暴政、霸道，他认为战国的混乱无序，是由暴政、霸道造成的，而要结束这一局面，就要实行仁政、王道。孟子崇拜孔子，他的仁政、王道就是来自孔子的仁学思想，是对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孟子“道既通”之后，如何把自己的思想、主张宣传出去？如何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改变无道的社会现实，实现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呢？孟子与孔子一样，都是布衣，一个普通人要想去参与政治，甚至影响社会的发展，谈何容易。然而时代为他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那就是成为一名士，通过出仕推行政治理想。士本来是一个社会阶层，在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社会等级中，士是贵族中最低的阶层，又处在庶民之上。由于“当时社会阶级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遂不免随之大增。这就导使士阶层在社会性格上发生了基本的改变。”^①凡具有一定的知识、文化、技能，且在社会上产生一定影响的人，都可以成为士。士的政治地位虽然较低，却成为当时最为活跃、最有影响力的阶层。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霸的需要，纷纷设官开馆、招徕人才，礼贤下士、重视人才成为一时的风气。战国初年，魏文侯师卜子夏，友段干木，客田子方，用李悝为相，先后重用翟璜、吴起、西门豹、乐羊等，开战国时期礼贤下士的先河。而齐国稷下学宫的设立，不仅将招纳贤士制度化，而且提倡一种多元、自由的学术风气。稷下学宫兴办于桓公田午之时，随着威王的政治经济改革而发展起来，至宣王、湣王时最为兴盛，到襄王、王建时逐渐衰落，及秦并六国，齐国灭亡，学宫最终结束，前后大约经历了一百五十年的历史。稷下学宫的地址，在齐国都城临淄的稷门下，稷下学宫的名称，即由此而来。活跃于稷下的学者并不来自一个统一的学术派别，而是春秋以来各个学术派别的集合体。他们各有自己的政治见解、思想主张、理论体系、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多元并立，平等共存，争鸣驳难，融合发展的特点。当时的儒、墨、道、法、名、阴阳、小说、纵横、农家等各派著名人物，纷纷登上稷下政治、学术的舞台，奏出了一曲百家争鸣的交响乐。郭沫若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 ^②孟子曾于齐威王、齐宣王时两次来到齐国，前后停留达八年之久。战国时期各国虽然都有招贤纳士的作法，但像齐国这样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却不多见。在楚国，吴起变法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破驰说之言纵横者”（《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秦国，商鞅除主张“壹教”外，还明确规定：“天下之吏民，虽有贤良辩慧，不能开一言以枉法。”（《商君书·定分》）吴起、商鞅都是在招贤纳士的风气下，得到重用而推行变法的，但他们变法的一个重要措施却是强化思想上的统治，这与齐国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古代的百家争鸣主要是在齐国稷下学宫进行的。由于当时各国都有招贤纳士，广延人才的做法，这样的社会环境为士人走上政治舞台，施展其抱负提供了可能。当年孔子周游列国，希望通过出仕以推行政治理想，现在社会条件更为有利，孟子在“道既通”之后，自然追随孔子走上游说诸侯的道路，这也是当时大多数士人的选择。那么，孟子游说诸侯的成果如何呢？是否如他所期望的，“一正君而国定矣”？恰恰相反，孟子的游说很不成功，对于孟子宣扬的仁政、王道，诸侯国君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迂阔是他们对孟子的基本评价。我们打开《孟子》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孟子与梁惠王之间的对话：“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1.1）梁惠王兴冲冲地问：老先生，您长途跋涉，不远千里而来，将给我们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却回答：大王何必说利呢？谈谈仁义不好吗？《孟子》没有记载梁惠王的反应，我想他鼻子一定都气歪了，心里蹦出两个字：迂阔。孟子所答与梁惠王所问，完全是错位的，两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的这段话点出了问题所在。当时的诸侯追求的是攻城略地，“以攻伐为贤”，而服务这一要求的主要是纵横之士。所谓纵横是合纵连横的简称，合纵指“合众弱以攻一强”，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连横指“事一强以攻众弱”（《韩非子•五蠢篇》），是由强国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由于当时各个国家都推行合纵连横的政治、军事政策，故纵横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反而在政治上处于边缘，这当然是其不同选择的结果。纵横家奉行现实主义原则，以迎合、满足君王的政治策略为目的，因而得到诸侯的欣赏与认可；孟子则推崇尧舜、三代之德，坚持道德理想，对攻城略地的兼并战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能满足诸侯的政治需要，自然不被重视和接受。儒家与纵横家不同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决定了其不同的人生选择。那么，纵横家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呢？我们不妨以当时影响最大的纵横家苏秦为例来做一说明。

据《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早年曾游说秦王不成，“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纴”是织布机。妻子不下织布机，嫂子不给做饭，父母不跟他说话，让苏秦尝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苏秦没有怨天尤人，因为他看透了，这个世界是现实、冷酷的，与其抱怨别人，不如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闭门苦读，研《阴符经》，练揣摩之术。“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这就是著名的锥刺股的典故，相信大家都曾从中受到过激励。可是大家忽略了一点，苏秦奋发有为的动力是什么呢？其实苏秦自己说得很明白：“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哪有游说人主却不能让他们拿出金玉锦绣，得到卿相的尊位呢？所以苏秦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获得锦绣玉帛、卿相之位，他锥刺股的动力就是来自这里。“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过了一年，揣摩之术终于练成，苏秦自信满满地说：这次我真的可以游说当世君主了。

后来苏秦果然以合纵之术成功游说赵、韩、魏、齐、楚、燕等六国共同抗秦，自己任“从约长”——相当于合纵联盟的联盟长，同时兼任六国的国相，佩六国相印，真是人生得意，好不威风！正好这时，苏秦出使楚国，路过洛阳——苏秦是东周洛阳人，父母听说后，出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妻子不敢正视，侧着耳朵听他说话；而嫂子跪在地上，像蛇一样爬行。苏秦问：“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子为什么以前傲慢，现在又这样谦卑呢？嫂子回答：“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因为你地位尊贵，又有钱财。苏秦感叹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一个人穷困落魄，父母都不把他当儿子，而一旦富贵显赫，亲戚朋友都会感到畏惧。因此，人生在世，权势、富贵怎么能忽视呢？怎么能说不重要呢？苏秦的感叹，不是个人的感叹，而是一个时代的感叹，是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反映。所以任何时代坚守理想的只能是少数，大多数人是随波逐流的。苏秦属于大多数，而孟子是少数，二人价值观的冲突，在《孟子》书中也有反映，有一个叫景春的人与孟子有一段对话：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6.2）

景春所说的公孙衍、张仪都是纵横家的代表，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他们一发怒，诸侯都会害怕；安静下来，天下就太平无事，好不气派、威风，所以景春称其为“大丈夫”。孟子说：呸，公孙衍、张仪算什么大丈夫？我看他们只能算是小媳妇。你没有学过礼吗？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父亲给他行冠礼，表示成年；女子十五六岁结婚，母亲要告诫女儿：到了婆家，一定小心谨慎，听老公的话。古代的母亲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母亲在女儿出嫁时会说：姑娘别怕，有妈给你撑腰。古代是男权社会，母亲知道这样讲是害自己的女儿。所以做媳妇的要“以顺为正”，以顺从别人的意志为正确。公孙衍、张仪奉行的恰恰是看人眼色行事、顺从主子的意志的“妾妇之道”，他们不是大丈夫，只能算是小媳妇。真正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他们居住在天下最大的房子里——指仁，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置上——指义，行走在天下最宽阔的道路上——指礼。“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如果有条件，就与民众一起实现自己的志向；如果没有机会，就独自坚守自己的理想。他们站得直，立得端，行得正，“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是士人所追求的人格典范和人生理想。可见在孟子心目中，士首先代表一种精神信仰，一种责任担当，他们关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具有类似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余英时先生曾强调，孔子儒家所代表的士，决不仅仅只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是一群“劳心者”，更重要的是，他们以道自任，能够超越个人的私利去关注国家、民众的普遍利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梁惠王上》1.7）士辗转取食于诸侯之间，没有固定的财产来源，主要靠自己的服务获取相应的报酬，但不能因此放弃原则，成为他人的御用工具，相反应肩负起超越个人利益的价值理念和人生理想。孔子首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已规定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是“社会的良心”。曾参发挥师教，讲得更明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明确肯定，士应该“尚志”（《孟子·尽心上》13.33）——使志向高尚。这些都说明，在儒家心目中，士首先关注的不是个人的私利，而是国家、民众的普遍利益，他们具有独立的人格，代表了社会的良心，是社会价值的维护者。余英时先生曾分析说：“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士’作为一个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自始便在中国史上发挥着‘知识分子’的功用。”^③而且与古希腊的智者与希伯来的先知不同，“孔子来自中国文化的独特传统，代表‘士’的原型。他有重‘理性’的一面，但并非‘静观瞑想’的哲学家；他也负有宗教性的使命感，但又与承‘上帝’旨意以救世的教主不同。就其兼具两重性格而言，中国的‘士’毋宁更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 ^④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13.33）

王子垫是齐国的一位王子，他可能看到士人既不种田，也不做工、经商，与农、工、商有具体的工作不同，显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所以就问：士平时做什么事呢？这说明随着脑力与体力分工的出现，如何说明士这一特殊阶层的职责与使命已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是像纵横家那样一味迎合、服务于权力的需要，还是维持社会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成为士人的重要选择。孟子认为，士人平时并非无事可做，而是修养自我，使心志高尚。而使心志高尚就是坚守仁义的基本原则，不杀一个无罪的人，是仁；不占有不是自己的东西，是义。所以士应该是社会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他们“居仁由义”，使心志高尚，不仅美化着社会风气，也为以后的出仕做好准备。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尽心上》13.32）

公孙丑是孟子弟子，他的提问说明，对士人的质疑不仅存在于社会上，也存在于儒门之中。那么，君子、士人是否是“不耕而食”，白白吃饭呢？孟子的回答是否定的。对于君子、士人，不能仅从生产劳动看待其功用，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从事的是管理、教化的工作，国君任用他，就能带来安定富足，尊贵荣耀；学生们跟随他，就会变得孝悌友爱，忠诚守信，难道还有比这功用更大的吗？所以士有自己的职责与工作，“士者，事也，任事之称。”（《白虎通·爵》）士有自己的事业，他们以仕显身，成为职业的管理者。在《孟子》中，有孟子与魏人周宵的一段讨论：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

“出疆必载质，何也？”

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

周霄问：“古代的君子出仕吗？”孟子回答：“当然出仕了。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侍奉的君主，就会惶惶不安；离开国境时，一定要带上拜见国君的礼物。”“质”通“贽”，是初次拜见人时带的礼物。“有人说了：古代的人要是三个月没有侍奉的君主，就要去安慰他。”周霄说：“三个月没有侍奉的君主，就要去安慰，那也太心急了吧？”孟子说：“有什么心急的？士失去职位，就像诸侯失去国家，难道不需要安慰吗？”诸侯失去国家——这种事在春秋战国时经常发生，需要安慰，士人失去工作，一样需要安慰啊。有学者看到儒者热心出仕，就骂儒家是官迷，称儒学是官学。但是好人不出仕，不去当官，那么出仕、当官的自然只剩下坏人，岂不是更坏？所以关键不在于是否出仕、做官，而在于是出于什么目的出仕，通过什么方式当官？周霄与孟子下面的对话非常重要。

曰：“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

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滕文公下》6.3）

周霄说：“我们晋国也是可以出仕的国家，但是没有听说士人对于出仕如此急迫。可是你们儒者虽然热心出仕，却又不迟迟不肯出仕，这是为什么呢？”周霄说的晋国指魏国，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往往仍自称晋国。我们魏国是有很多出仕机会的，你们儒者也热心出仕，但有了机会却不又肯出仕，我实在感到不好理解。孟子说：“父母生了男孩，便想给他找一个好妻子；生了女孩，便想找一个好婆家。父母的心情，人皆有之，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不等父母同意，媒人说合，就钻地洞扒门缝，翻墙约会，干出苟且之事，那么父母、国人都会瞧不起。”古人不讲自由恋爱，如果婚前有不当行为，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古代的人不是不想出仕，但又厌恶不通过正当途径出仕。“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不通过正当途径出仕，就是钻地洞扒门缝这样的行为。这句的“与”训是，而不是和，否则不合语法。所以孟子一方面主张士人要积极出仕，“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士人出仕如同农夫耕田，是自己的工作、职业。另一方面他又坚守了孔子以来确立的出仕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君子对于出仕，有着自己的道义与原则，他们“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子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这样，士又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同时还肩负着一种政治理念、社会理想，士人出仕，不过是要将这一理念付诸实践而已。所以士人出仕，不是为了迎合、满足诸侯的政治需要，而是对其杀戮无辜、占人土地的无道行为，进行制止和劝阻。如果放弃了理想，不根据原则出仕，就如同钻地洞扒门缝一样，是可耻的行为。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包括早期儒家普遍存在的内在矛盾，他们虽然怀抱道德理想，抵死维护仁义的价值原则，但他们实现理想的方式却是出仕，是通过出仕以推行政治理想，用今天的话说，是进入体制以改变体制。他们对君主制度本身较少反省和批判，而对参与政治却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像西方那样出现君主、贵族、民主等不同政体，而只有君主制度一种形式，所以古代知识分子无法像西方哲人那样，通过分析不同政体的优劣，从制度上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结果只剩下出仕一条路。同时，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还没有形成，中原地区存在众多的国家和君主，这些君主也具有不同的思想倾向，这就使士人产生一种幻觉，认为可以遇到一位理解并愿意接受自己主张的君主，得君而行道，最终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得君行道的积极意义在于，将“道”置于“君”之上，用“道”去规范、引导权力，而不是一味地迎合、服务于权力。但又将行道的希望寄托在权力上，结果陷入自相矛盾。所以从孔子开始，一方面主张“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希望通过出仕参与政治，改变无道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又感叹“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冶长》）。本来是希望通过出仕来改变天下无道，但出仕的前提又是天下有道，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深刻的矛盾和无奈。孔子如此，孟子何尝不是如此呢？孟子想劝说诸侯放弃他们热衷的对外战争，只能是“所如者不合也”，孟子所言与诸侯所想，是南辕北辙，不相符合的。

“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根据司马迁记载，孟子游说诸侯不果，晚年回到家乡，与弟子万章等人编写了《孟子》七篇。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也说：“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赵岐说《孟子》一书有三万四千多字，我用电脑统计，有三万八千多字，比赵岐所说多了四千字。赵岐又说：“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赵岐：《孟子题辞》，见焦循《孟子正义》上）说明在《孟子》七篇之外，另有外书四篇，这样《孟子》一书实际有十一篇。这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反映，如《汉书·艺文志》说：“《孟子》十一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风俗通义·穷通》也说：“又绝粮于邹、薛，困殆甚，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仲尼之意，作书中、外十一篇。”这里的“中、外十一篇”即是指《孟子》七篇与外书四篇，二者相加正好十一篇。不过，由于赵岐认为外书四篇与内篇风格有异，“似非孟子本真”，像是后人的假托，没有对其作注，结果使外书四篇后来失传了。这说明注疏往往与经典同样重要，很多经典是通过注疏流传下来的。赵岐没有给外书作注，而导致其失传，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其实即使外书不是孟子所著，对于我们了解孟子学派的发展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由于当时的学者经常引用外书中的内容，通过辑佚，我们还是可以了解其中部分内容。

孟子一生崇拜孔子，孔子有《论语》传世，孟子也编订了《孟子》，二者都是儒学史上的重要经典，而且内容与体例也非常接近。《论语》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汉书·艺文志》），《孟子》也主要记载孟子应答弟子、时人之问，以及孟子的思想、言论；《论语》为记言体，每章多以“子曰”的形式出现，《孟子》亦为记言体，每章前常冠以“孟子曰”。二者所不同者，《论语》编订于孔子之身后，而《孟子》成书于孟子在世之晚年。孔子在世时，并未想到要将自己一生的言论编订成册，传之后世。孔子去世后，“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序解》）。于是通过“相与辑而论纂”的形式编订了《论语》。到了孟子这里，情况则有所变化。孟子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而他想要向孔子学习的，恐怕就包括编撰一本像《论语》那样可以传之后世的著作。于是在他的晚年，在其生命终结之前，在弟子万章等人的帮助下，回忆一生的游历，总结其思想学说，编订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孟子》一书。

 

 

注 释：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② 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③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3页。

④ 同上，《自序》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