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藤｜本原儒学的确立

本原儒学的确立

一、前言——本原儒学院成立缘起

二、儒学危机的根源：信仰与社会的双重失序

三、本原儒学对儒学危机的回应

四、自由：本原儒学建构的核心与原点

五、本原儒学的其他原则

一、前言——本原儒学院成立缘起

去年年底，同样是在这里召开的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上，我们提交了《“本原儒学”概念的确立》这篇文章，并由我进行了一个报告，以此向学界专家请教。会议结束后，我们结合专家们的意见，又与我们的学术团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使这项事业的内涵更为明晰。现在我们认为无论是思想信心上的准备，还是目前外部条件的成熟，本原儒学院成立的条件已经具足。

二、儒学危机的根源：信仰与社会的双重失序

近代以来，中国在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和压迫时，经历了深刻的思想文化变革。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历史上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稳定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然而，随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输入，这一思想体系开始面临挑战。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如何应对西方与现代性文明的挑战，成为近代中国以来必须面对的时代性问题，近代中国面对西方和现代性文明的挑战时，儒家文化采取了多种回应方式，这些方式反映了中国在寻求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平衡。

反思近代以来对儒学现代性转型问题的回应，单纯的复古主义或者全盘西化都未能有效解决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新儒家学派以哲学思想建构的方式自觉承担起自身的时代使命，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和思想界起了巨大作用。

我们今天在此济济一堂，讨论本原儒学概念的确立，似乎使人会联想到1958年1月，由唐君毅起草，经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反复修正，后以四人名义联署发表于《民主评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一文，也就是被学术界通称之为“当代新儒家”宣言的这篇文章。

然而，自新儒家宣言发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其历史使命仍是一个持续性探索和发展的过程。

如果我们溯源儒家思想，并沿着其内在理路展开并重估历史中儒学的出现的困境，不难发现儒学的建立和发展本身就是在不断回应社会和人心的危机中应运产生并不断开掘出自身活力的。自三千多年前周朝建立，统治者吸收商朝灭亡教训，周公在完成现实的政治治理功业之后，最终通过制定了一系列礼仪、音乐和政治制度，为周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

礼乐体系对于维系周朝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孔子及其后继者将这一体系转化为一种深刻的道德伦理学，重视道德修养、仁爱、礼义，并强调君子的品德和教育的重要性，是对周公礼乐制度内在精神的继承。从汉代以来，以儒家思想架构的意识形态观念，成为社会政教的重要支撑。作为中国古典士大夫的个体无论持守何种价值体系，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就社会普遍意义而言，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塑造和生活方式有着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及政治变迁的紧密联系，它在应对社会和人心的危机中逐渐成型，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和适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家思想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危机，无论是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的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以拯救时弊的主张，还是魏晋时期主流价值观动摇因此理学家引出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激烈争论，再到北宋理学家在面临印度佛教文化输入时所感叹的“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思想危机的根源，其实质是中国历代王朝在面临外在社会规范亦或个体内在心灵秩序的失序时，这种失序在学术思想上的呈现。因此，学术思想层面儒家的表层危机，指向该时代所陷入的深层信仰危机。

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各异，但儒学提供了一种持续的、稳定的价值系统，帮助社会在变革中保持连续性。儒学之所以能够长期在中国历史中占据主流地位，就内部而言其在学理上成功回应了社会失序和信仰崩塌的问题，也因此能够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政治体制进行深度融合，形成了一种持久的文化和思想遗产。

因此，尽管近代以来儒家所遭遇的现代性危机及其所面临的强势文明挑战，远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然而，就其在学术思想层面所透显的深层信仰危机，并体现为社会与人心的双重失序这一层面而言，近代以来儒家困境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上任一时期的儒学危机并无本质不同。

因此，近代以来儒学的挑战虽然在形式上与历史上的挑战不同，但其对社会和人心的双重失序问题回应的内在逻辑却是一脉相承。

三、本原儒学对儒学危机的回应

近代儒家思想危机所遭遇的“大变局”背后，其危机所内蕴华夏文化内在精神信仰危机和外在社会失范危机的本质仍然是不变的，这便把问题引向为对儒学的本原性认识：中国历史进程儒家学术具体呈现为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等不同儒家形态，然而，最终能够凝聚内在精神信仰、挺立社会价值信念的儒学根本性因素究竟是什么？如果能够找到儒学所内蕴最为普遍性“一以贯之”的因素，探索儒学作为华夏文化特殊性形态之上的超越性因素，我们可基于此建立“本原儒学”，对儒学在现时代遭遇的危机进行回应。反之，如果我们在于世界其他本原文化的汇通中，无法找到儒学思想与其他本原文化共许的普遍性因素，我们将难以回应儒学在现代性社会的困境，时代所赋予新儒家的使命也不会最终达成。

因此，如果能够探寻对“绝对”与“普遍”深度觉悟与自觉承担的本原儒学，并探寻现时代在本原儒学理念统摄下可能产生的新儒学形态，就变得尤为重要。本原儒学并不是儒学的原始形态或原教旨意义上的儒学，而是对具体形态儒学所内蕴的儒学普遍性和超越性因素的开掘。

从春秋时期的原始儒学形态的建立，到汉代的儒学正统地位确立，再到宋明理学的哲学深化，都是儒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的不同面貌。华夏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持续发展和演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儒学普遍性因素的不断发掘和重塑。儒学作为华夏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内蕴的普遍性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不断地理解、适应和传承，从而保证了华夏文化的连续性和活力。华夏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持续发展，与儒学内蕴普遍性因素的不断发掘有密切关系，也正是基于对儒学内蕴普遍性因素的深度开掘，儒学才能够对不断流变的外部环境进行调整和回应。本原儒学的普遍性使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跨越时代和地域的文化遗产。

本原儒学作为对儒学超越性普遍原则的发掘，不仅是对儒学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儒学核心价值和思想的深入理解和现代应用。基于本原儒学的探索使得儒家思想能够超越时代和文化的限制，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遗产。新儒家的时代命题，亦即本原儒学的普遍命题，新儒家是本原儒学在当下时代的儒学具体形态。本原儒学是在世界本原文化研究的大框架下提出的一个具体目标，具体说就是基于世界本原文化的普遍性立场，针对东方文化或者说中国当前理论和精神归宿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思考和努力。

本原儒学不单是指儒学的历史起点或孔子时代的儒学教义，而是指对儒学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内蕴的普遍性因素的深入探索和发掘。这种视角强调的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原则和普遍适用的价值观，而非局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

新儒家想要完成历史使命，不取决于其新，而是取决于在多大程序上复归本原儒学之本。只有开掘出普遍性和本原性的儒学，才能使儒家思想在当代世界和当今世界中保持活力，并有效对现实性问题作出回应。现代性的进步恰恰在于各大本原文化的汇通中，进一步深化对本原的认知，新儒家努力的方向与本原儒学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有在儒家“新”的运动中，才能深化对儒家“之原”的认识，也只有对本原的不断开启，才能与新的复杂的外部环境相应。因此，如果我们期望一个新的儒家形态能够回应新的时代问题，就必然要深入对本原儒学普遍性的认识。

在“新”的运动中深化对“本原”的认识即是“本原—新儒学”的努力，就此而言新儒家所谓“返本开新”运动之所以并未有效回应时代问题，因其并没有认识到“本”和“新”其实只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谓的返本不是返回到一种原初的儒学形态，而是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反思儒学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原则，来开启对原点和本原儒学的新理解。

如果我们就这一意义上重新审视近代以来儒学所遭遇的冲击，就不难呈现出这一冲突的内在逻辑及其回应的方式，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以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为核心架构的西方文明与华夏文化的交融，华夏文化只有通过这种冲突和互动，通过外在的文化形态比较进而确立超越二者之上更高的普遍性认知，并反思和重新认识自身的普遍性，儒学才能成功走出一条现代性转型之路。

四、自由：本原儒学建构的核心与原点

自由作为东西方社会的普遍性法则，具有跨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由的形式和强调点可能不同，但在东西方社会中都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尊严、社会正义、个人权利和政治治理的重要基础。自由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反映了现代社会对个人权利、自治和多样性的重视。我们相信，儒学与自由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彼此互相补充。在尊重儒学传统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原则，以实现道德追求与个人自由的平衡：

个人道德自律。道德自律是自由的核心。在儒学中，个人应遵循“修身”的理念，通过不断学习和自我反省，形成坚定的道德原则。自由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如何行动，但我们应该选择善行，遵循“仁”、“义”等儒家道德价值。

自主选择与社会责任。个人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责任。我们强调自由选择的同时，也强调对家庭、社区和社会的责任。每个人在追求自由时，应确保自己的行为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

家庭和社会和谐。儒学重视家庭和社会和谐。自由应与这种和谐相适应。我们相信，自由的实现不是通过破坏家庭和社会结构，而是通过在这些结构中找到个人发展的空间。自由应当促进家庭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

文化多样性与全球视野。我们提倡开放的心态，尊重不同文化和思想。自由儒学认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接受多样性，并以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通过这种开放，我们可以丰富自身的经验，并更好地理解其他文化。

伦理与民主。我们认为，自由与民主可以与儒家伦理相融合。自由儒学支持民主原则，但强调民主必须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应受到尊重，但这种自由应在公共利益和社会伦理的框架内行使。

教育与人文精神。自由儒学重视教育的重要性。我们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自由和道德的心灵。教育不仅应教授知识，还应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和人文精神，以帮助他们在自由中实现自我成长。

五、本原儒学的其他原则

（一）“仁者爱人”的普适性原则。《中庸》中对“仁”的定义是“仁者，人也”，对人的普遍追问是“仁”的内在规定性，这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相处中，一个人必须将其他的人真正视为人，也即康德哲学所谓的“人是目的”。在《论语》中记载，当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时，孔子的回答是“爱人”，孔子以“爱”释仁，并指出爱的对象是人。“人”在这里是一个普遍概念，“爱人”所体现的，是个体的人对所有人都应抱有“爱”的情怀。因此，仁爱之道将构成本原儒学的重要原则。

（二）“正名”的普遍性原则。《论语》中子路问孔子为政当以何为先时，孔子提出“正名”的原则，正名的意思是辨正名分，使名实相符。孔子提出的正名原则针对春秋时期名实相分乱象突出表现在政治生活领域，“正名”原则的提出需要一种客观的规定性作为依据，这种客观规定性是以礼为基础的，这种基础使得“名”的合法性得到确立，从而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尽管孔子提出“正名”原则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但“正名”并不是一般性的政治性原则和文字上的名称辨正，而是深刻地关联到人们对其社会角色的认知和履行。在西方哲学中名实问题同样作为宗教神学领域的问题而存在，而名实相符的原则也将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性原则。

（三）“志于道”的超越性原则。孔子教诲弟子进德修业的次第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是为学的起点，这里“道”具备普遍的超越性，即“圣贤大道”或“大学之道”。中庸之道是儒家对“志于道”原则的具体阐发。道可割裂为天道和人道，人之命受之于天，然人之性由己而出，但天道和人道在应然的理念层是合一的，这种对理念世界的超越追求同样是具备普遍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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