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根据作者2024年5月19日在本原儒学院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和所提交的论文修订而成。
张丰乾
首先再次欢迎各位师友冒着酷暑来参加我们这个大楼的启用仪式和小范围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的。我提交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本原儒学的道•德之论与自由追求》，在论文集的38页。
这个议题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刘学智老师刚刚讲的“本原意义上的儒学”，就是儒学有原发性，我认为简单来说就是周孔之道的原发性。周孔并提的历史，远远早于孔孟并提；荀子则是“别子为宗”。梁涛老师现在要“统合孟荀”，但荀子曾经很激烈地批评思孟学派。梁老师提出的“新四书”“新道统”说也很有影响，他今天提到了《礼记》的重要性，但是《大学》和《中庸》又是从《礼记》中抽选出来的，朱熹他们很有眼光，用了很巧妙的办法构建了《四书》体系。《大学》和《中庸》篇幅短小，内容精深。但《礼记》的内容则丰富得多，其中的《淄衣》篇有已出土的竹简版。其中保留了本原儒学，包括“七十子”之学的重要内容。第二个是怎么理解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周公“制礼作乐”当然有原发性，但其中也包括了对于上古及夏商二代礼乐文明的继承。而孔子“述”的工作则体现在他以“诗书礼乐”为教，并“删述六经”。但是，追溯中国自由理念的传统，我想可不可以以《古诗源》所记载的《击壤歌》为起点：劳动和不劳动的自由是最基本的自由。自由应该以自然为基础，比如有人以自由为借口吸毒，破坏了人的自然状态，是很可悲的。回到本原儒学最基本的理论框架，那就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现代汉语中的“道德”常常被窄化为“思想品德”或“伦理观念”，先秦思想的研究中，“道德”又常常被理解为道家的专属，进而认为儒家是“仁义”之学。但从经典之中，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明言“志于道，据于德”，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论说。但朱熹的解释则是围绕人伦日用：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如此而心必之焉，则所适者正，而无他歧之惑矣。据者，执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得之于心而守之不失，则终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违之谓。仁，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无终食之违，则存养之熟，无适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论语集注》卷四）回归本原经典，可以发现“道”的五大特性：公共性、公正性、规制性与可选择性与可塑造性。根据《尚书·洪范》表述，“道”具有公、平、直几个属性，理想的人间秩序是“王道荡荡”正是突出了道的属性：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实践“王道”的结果是“天下归往”，而“霸道”则依靠武力征服。但更应该注意的是，《尚书·洪范》中一连出现九个“无”字，及“遵”“道”“义”都是体现了限制和规训王权的理念，也有制度方面的设计。在道义和王权之间，本原儒学奉行的是“师道尊严”，《礼记·学记》等经典中有理论阐释，孔颖达、程颐等人有具体实践。面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杂霸王道而用之”，乃至痞子当道，本原儒学的选择是“从道不从君”。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论语·雍也》）男女、长幼、尊卑，的确是全人类生活秩序的基础，单独出现好处理，叠加在一起就有点棘手。有关“五伦”“三纲五常”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聚讼已久了。太多“背道而驰”的悲剧，尤其是统治者的胡作非为所造成的大面积的、持续性的“人祸”。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经常强调“德”是一种责任，一种付出。在古代汉语中则不同，“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德”是来自于“天”的收获或者秉赋，这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无私付出、默默牺牲和承担责任具有更深刻的含义。在孔子看来，“德”是行为的根本依据，是别人无法剥夺的，而又是获得“同道”认可的基础：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周易·坤·文言》）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耽于口腹耳目之欲而对美德的喜好和实践比较少见，更喜欢走极端或耽于乡愿：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孟子·尽心下》）有的统治者则是“图穷匕见”，迷信暴虐，还要加上“道”的幌子：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由季康子之言可以看出，“道”不仅具有可选择性和可塑造性，而且有可能被“车匪路霸”垄断，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就是强调无论是言说还是行为，对于同一个人，要到达一个地方，可以选择不同的路。一方面，“道”在被接受和认可之前，其本身是一个被选择和被塑造的对象，所以不同的思想家所求得的“道”实际上有很强的个性特征，因为这与他们不同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性格特征等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思想家们的目标都在于弘扬自己所追求的“道”，而试图最终被天下人所接受，进而成为广泛的共识。而这两个方面的关系也有可能会冲突：“道”的公共性要求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统一；而由于“道”的可选择性和可塑造性这两个特性，又要求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道路的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选择。但归根到底，“道”应该是“可行”的，而“行人”首先要有选择权。基于独立意志的选择权，可谓自由的第一要义。换言之，执政者的“修道”，应该基于“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修齐治平”是一种理想的递进模式，反例比比皆是。更为可取的路径是：善建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老子》第五十四章） 每个个体的“自身”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而“独”在本原儒学的经典中也绝非仅仅限于“独处”。这一点尤为简帛《五行》等出土文献所证明。梁涛老师发起过相关的讨论，并将有代表性的论文汇编成书出版了。梁漱溟先生说过：“所谓人类智慧者非也，人心内蕴之自觉地”，“独者人所人不知而自己独知之地也，即人心内蕴之自觉也。吾人一念之萌、他人何从得知，唯独自己清楚，且愈深入于寂静无扰，愈以明澈开朗。”“慎独之‘独’，正指向宇宙生命之无对，慎独之‘慎’正谓宇宙生命不容有懈。儒家之学只是一个慎独。”在梁漱溟先生那里“独”也有了本体的意义，也就是“绝对”的含义，由此看来，“慎独”一词也不只局限于德行意义，而同样蕴含着形而上的追求。简帛《五行》、《荀子》、《淮南子》、《大学》、《中庸》之中都是讲“慎其独”，也就是要看重、保持、谨守君子自身的那个“独”——独立性、独特性、独一性。“独立”不是“孤立”，更不是在“万人之上”，而是基于“人人皆是天之骄子”的理念，具备“乐群”的胸怀和能力。孔子的一生，就是追求自由的一生，由“志于学”，经“丧家”而至“从心所欲不逾矩”。他对于“礼”的维护，也是为了实现“仁”的价值。
张丰乾，哲学博士，教授。现任西安外事学院本原儒学院副院长、七方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国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陕西省公众科学素质与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国际老学》副主编、中华孔子学会理事、老子学研究会理事等职。曾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明裕”双周访问学人、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2006-07年度访问学者。研究兴趣为中国古典哲学、比较哲学及当代通识教育。出版学术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已在多处发表学术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