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大讲堂】讲座回顾｜邓晓芒：论人类创造力的起源

论人类创造力的起源

原点大讲堂二零二四年第二期（总第29期）

2024年6月29日，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与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了二零二四年第二期（总第29期）原点大讲堂。本次讲座主题为“论人类创造力的起源”，由华中科技大学邓晓芒教授担任主讲人，清华大学黄裕生教授担任主持人。

一个是几年前，有一个作家直接问我：“您怎么看待邓晓芒教授？就是怎么评价邓晓芒教授吧。”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邓晓芒教授是真正的哲学家。如果汉语世界有哲学家，那么晓芒教授一定是。”他问我说为什么。我说，他对那些大根大本的问题有自己系统的独立思考，并且有自己非常精彩的自己风格的表达。

有非常多的国学爱好者问我说：“你怎么看邓晓芒教授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批评？你是否同意？”我说，我首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晓芒教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些观点，有些我不完全同意。但是我紧接着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晓芒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是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因为晓芒教授是在对世界最深刻的哲学研究基础上，并且他自己完成了真正的古今之变之后，来看待理解中国传统的思想。所以他的批评是有他自己非常强硬的坐标的。你不面对着他，你就无法真正回应现代社会对中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挑战。

换一个角度说，不面对着他的批评，你今天所做出来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具有现代性意义。这是我提到的这两件事情，算是用另一种方式对晓芒教授的一个介绍。

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晓芒教授，有请邓老师。

今天恰好这个讲座的主题是原点系列讲座，我就想到了什么叫原点，那就肯定涉及到起源的问题，哲学方面的起源问题。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创造力的问题。所以趁着这一次讲座，我就想把这个观点讲一下。当然基本的理论框架是来自于我的近著《走向语言学之后——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第三卷。

首先，我认为人类创造力的来源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人猿之别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才真正有创造力，其他的生物只能够服从进化论的法则，几十亿年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被动的产生，又被动的消灭。而人类自从600万年以前的直立人以来，人猿相揖别，就不再只是简单的进化或者使用环境，而是要改造环境，这就开始具备了最初的创造力。那么进入到了文明时代，特别是现当代，像保罗·约瑟夫·克鲁岑所谓的“人类世”，这是一个新概念。人类甚至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奇思异想，借助人工智能来创造环境。我刚刚讲的，从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到创造环境，甚至于创造出无数个可能世界或平行世界，供人类自由选择。现在一个时髦的词叫做“元宇宙”。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无法合理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具备如此日新月异的创造力。一般被归结为偶然的幸运，即人类幸好就是这样的，或者基因决定了人类就是这样。具体到个别人，创造力可能来自于突发的灵感。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自然界充满了偶然性，任何自然规律的实现都基于一定的概率。不管是牛顿还是爱因斯坦，还是哪个科学家，他们的原理、他们发现的规律，在现实中都有一定的概率。

而动物的行为，即使理论上都是出自于本能，但是也不排除偶尔会有偏离或者甚至违背本能的行为发生。当然，那个结果大多数都是毁灭性的。而高等灵长类灵感式的动物行为有时还会带来生存上的利益。比如说，德国的心理学家柯勒有个实验，就是某些聪明的黑猩猩或者猩猩会无师自通。比如说，用几只箱子把它叠起来，然后爬到上面去够悬挂在天花板上面的香蕉；或是放了两根棍子在房间里面，一根棍子够不着，它把两根棍子接起来，去够天花板上的香蕉。这就是属于偶发性的灵机一动。那么它至少作为一种可能性，它是应该归入创造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但是单单凭这一点还远不能构成我们所说的创造力。我们只能说这种动物很聪明，它能够利用环境提供的现有条件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还不足以说它具有人类这样一种改造自然的创造力。

1960年代，英国的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发现，黑猩猩也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简单说，就是拔了一根草，作为一根棍子，去掉多余的叶子，伸到白蚁窝里面去钓白蚁。白蚁看到棍子伸进来都咬在上面，然后就放在嘴里面。这种技术还可以代代相传。我们看到一个老一点的黑猩猩在干这件事，旁边的小黑猩猩就在那里观摩学习，把一根棍子去掉叶子，做成一根钓竿。这跟人类的制造和使用工具，似乎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然量上面肯定是有区别的。这棍子太不精致了，但是性质上面好像没什么区别。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讲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这里好像就有了问题。就说黑猩猩它好像也在劳动，它也在制造和使用工具，但是黑猩猩今天还是猿，而不是人。人猿之别似乎又成了问题。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提出了一个更根本的人猿之别：就是黑猩猩它在制造和使用工具，我们姑且承认它也是制造和使用工具，它的这种行为在使用完自己的工具以后，随手就扔了。一根草棍子没什么用，用完就扔了。这是它自己制造的，不管是它自己制造的草棍子，还是现成利用的箱子，或者它把两根棍子接起来的那根长杆子，它最后都还给了大自然。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要把它保留在身边，使之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它们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不要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人类却坚持要把自己制造的工具带在身上以备后用。因此，我在“制造使用工具”的这样一个定义的后面，加了一个“携带工具”，并且将这个“携带工具”合并到了劳动的概念之中。也就是说，只有携带工具的劳动才是劳动。这样一个看似好像不太重要的添加，却带来了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变革。这是我多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首先，一个变革就是第一次解释了人为什么不得不用双腿直立行走，不再四肢爬行。真正的原因何在？猿类之所以没有携带工具的习惯，的确有很不方便的缘故。它们的前肢既要用来奔跑，又要用来爬树。而人改用直立行走，就解决了携带工具的问题。你又要用前肢奔跑和爬树，你怎么携带工具呢？人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样一种习惯，它的形成就是人类创造力的最初的体现。它不但有利于原始人类的生存，甚至于最终改变了人类的整个身体形态。这是一个巨大的创造。人把自己身体的形态，把这个肉体都改变了，由于自己要携带工具。

那么，人类直立行走到底是什么原因？历来也有各种猜测。一种比较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气候的变化导致森林减少，类人猿就不得不从树上下来，到平地上生活。而在平原上面无处可爬了，为了要预先及时地发现远方的天敌，那就必须直立起来，升高自己的视野，能够尽早地看到远方的情况。我认为是种假说是不靠谱的。原始人那时生存下来，这是生活环境的一种改变。在树上，它主要靠树叶和果实为生；在草原上，主要靠地下的块茎、地面的浆果、草籽以及昆虫、小动物为生。这些都必须要埋头工作才能获得。但是，如果仅仅为了对远方的猛兽早期发现、早期预警，那么完全不必要个个都直立起来。只需要派一两个成员站在高处警戒就可以了，比如像猫鼬，还有很多食草动物都是这样。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动物，抬起脖子或者站在高处，天敌来了就发出警告。

还有人认为到了平原上，直立行走要比四肢行走更加节能，这个理由也是不能服人的。比如说小孩子最简单的学走路，他要克服诸多的困难，经常要摔跤，他怎么能节能呢？他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他是学不会走路的。学走路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小孩子四肢爬行反倒是很轻松的了。

更何况，古人类学家在东非发现了所谓人类的始祖，他们取名叫“露西”。像露西这样的早期人类始祖的骸骨，以及距今有500多万年的卡达巴始祖地猿。卡达巴始祖地猿是大部分人类学家都认为它属于人族。通过它的化石考证当时的年代，它并不是生活在一坦平阳的草原，而是生活在茂密的树林里面，但是都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了。它不一定要到平原上，它就已经能够直立行走。相反，像狒狒这样适应了平地生活的灵长类动物，以及主要生活在地面的黑猩猩和大猩猩，反而至今还没有要直立行走的意思。直立行走并不节能，尤其是你要从四肢爬行改为直立行走，至少在初期有很长一段时间身体是不适应的。怎么可能节能呢？相反，它很长一段时间是增加能耗的。你不能拿今天的田径选手、长跑冠军的体能标准来衡量。

可见，原始人类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腾出手来，双手来携带工具，才会努力地坚持要直立行走。最终导致了手脚的分工。那么手脚分工导致手脚的形态也变了，手的形态变成了大拇指最长，大拇指在一边，其它四指在一边，便于掌握工具。脚趾是五指并拢，便于奔跑。

这看起来好像是一种被迫的行为，不得不直立行走。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被迫是自己逼迫自己的，用我的话来说就是“自否定”，是有意识的主动行为。当然，最开始可能是一种灵感闪现，但是尝到了好处之后，就变成了一种自觉保持的习惯和一种远见。这才是真正的创造力。它不再是一种一闪而过的偶然念头，就像我们今天要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也不能只顾去让他们胡思乱想、脑筋急转弯，而是要让他们偶然的灵感带上它的前瞻性，也考虑可行性。

而原始人类携带工具的前瞻性就在于，要为今后多次的使用随时做好准备。我制造出来了工具，我好不容易造出来了，我怎么把它扔了呢？以后要用呢，我带在身上，以免到时候措手不及。所以，原始人的携带工具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对“时间感”的培养，有一种时间意识。这种行为看起来简单，不过就是把劳动的时候已经掌握在手的工具，继续在时间中保持下去而已。但是，这就是人类的突发的灵感能够凝聚为创造力的一个根本的基础。

它是人的创造力，而不是那个偶然的灵感，灵感那是很被动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要等待灵感，有时候你像诗人一样，等好几天灵感都不来，干着急。这是因为灵感是被动的，而创造力是主动的，是我主动创造出来的。

（2）变革之二：工具的改进

这样一来，我们就带来了变革后行为的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只有对于随身携带的工具才会有兴趣，也才会有大量的时间去不断的加工和改进它。这就不但使得工具日益精密的适应于人的需要，从最开始粗糙的打制到后来变成了磨制的工具，那就更加精巧了，而且使人运用工具的手指和手法都变得越来越灵巧了。不光是工具变得越来越精致，而且使用工具的手法也越来越灵巧。

我们说人类有一双巧手，怎么来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而这一过程，同时也造就了人类的历史感。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过时了的工具，而努力的要尝试创造新的劳动工具和劳动技能。当然也有保守的倾向，比如说《庄子》里面的老者“抱瓮出灌”，抱着一个坛子跑到水渠里面去舀一坛子水出来，再去灌他的田野田地。旁边人说现在桔槔都发明了，你用桔槔不是更省力吗？老者根本不屑一顾，他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觉得还是抱瓮出灌，虽然费力满头是汗，但那才是正道。桔槔为了省力那就是歪门邪道，这是落后保守的思想。

但是从长远来看，人类的整个历史，我们都可以看作是对工具的改进和创新的历史。我们划分历史就是这样划分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直到今天的电子时代、信息时代。人类的创造力具有一种越来越加速度的趋势。这是第二个特点，它具有历史性、具有时间感。

第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心理上的改变。我们刚才讲的是肉体上的改变，我们改变了人自身的肉体形象，但是我们的脑子和心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我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在得心应手的使用中，它就被看作是自己的肢体的延长。我们用得很顺手的一个工具，那不就是我延长了的手吗？因而我们会十分的爱惜它，并与之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你要损害一点，我都会心疼。甚至视为另外一个自己，连死后我们都要埋在一起。我们看到有些考古发掘，有些原始人类，他旁边就是他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改变，我们把一个自然物当作了人自己的一部分，甚至当作了另外一个自己。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任何动物都不存在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物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身体本来是有机的，但是自然物，如石锤、石刀、石斧，还有标枪、棍棒，它们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物不仅成了人的认识的对象，也成了意志的目的和情感的寄托。意志的目的是我要用它干事，我要用它谋生。不仅是认识的对象和意志的目的，同时还是情感的寄托，我寄托了情感，它就是我，你不能损害它。

所以，整个自然界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精神的无机自然界。人把精神投入进去了，知、情、意。这个自然界就是精神的无机自然界。我们把自然界当作了具有人性的对象，既然人对这样一件非人的自然物也能够当作人性的对象来对待，也把它看作是人性的，那么对于其他的与自己同类的、同一族的同伴来说，就更不存在我们与之认同的障碍。

在人类的族群中，个人绝不仅仅是把他人当作自己可以利用的工具。当然也有工具的成分，但不仅仅是工具。你跟他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利用关系，而是通过共同的劳动，每个人都更加促进了对其他人的认同，形成了“我们”的概念。所谓我们，包括我在内，由此人类获得了把他人看作自己，并且把自己又看作他人的能力，也就是通常俗话说的“将心比心”的能力。这就是自我意识的产生。人类有了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不是单纯的我，而是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像黑格尔所说的把我和我们看作是同一个“类”。借此，人在劳动和生活中就可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和合作，从而形成了人的社会心理。人的心理成了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成为了联系整个人类族群的意识形态，它是一种意识形态。

在这种意识形态中，单个人的任何创造性都会对他人产生启发作用，于是都成为了整个族群共同的创造性。由此我们推广开来，更加展开我们的视野。人不但把他人看作是另外一个我，他同时也就能够把整个自然界看作自己无机的身体。大自然不但是随处可以利用的工具，大自然到处都有工具，地上的棍棒、石头，大自然同时也是随处可以得到帮助的朋友。你从大自然得了好处，你得感谢它。你从大自然中找到了材料来加工成你的工具，把它变成你的一部分，那你跟大自然不就是一体的吗？感谢大自然，这样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天人合一是一种很古老的自然观。

德国美学家康拉德·朗格（Konrad Lange）把艺术定义为“有意识的自我欺骗”。有意识的自欺，这个是很有见地的。为什么有意识的自欺就是艺术的本质呢？一切艺术都是虚拟式的，它不一定是要反映现实。甚至是对于现实的机械的模仿，很多都是虚拟式的。有的小说或者有的电影，一开始就宣布“此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但是明明知道是虚构，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因为无论艺术看起来多么的无用，它却是联络和统一一个部落的情感的纽带。你是靠艺术才达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上的沟通，而这种沟通靠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一种自欺、自我欺骗，因为你不是别人，但是你要把自己“当做”别人，这就要有自欺。自欺是人类一种独有的能力，任何动物都不会自欺。自欺就是能够把一个明明不是A的东西当作A来看，这个“当作”很重要。海德格尔也非常重视als（作为）。作为是A，它不是A的东西作为A，比如说把工具当作了自己延长的手，把他人当作了自己，并且把自己当作是他人，把大自然当作自己无机的身体，把自己的思想当作神灵的感应，这一切当作都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所以“自欺”不是一个贬义词，但有时候它是贬义，看你的目的而定，如果是仅仅为了认识一个对象，那它是贬义词，它妨碍正确认识；但是如果是别的目的，那它是一种能力。

自欺同时也是人的学习能力，因为学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学习不仅仅是一种机械的背诵，它也是一种创造。你本来没有这种能力，通过学习你具有了或增加了自己本来不具备的能力，这不就是创造吗？比如说学外语，你学会一门外语，你就是再造了你自身。学外语最明显离不开有意识的自欺，你必须要把自己当作外国人，像一个外国人那样说话。你为什么要成天听英语录音、英语教学？这就离不开有意识的自欺。只有当你的自欺达到了这样的水平，能够以假乱真，连你自己都误以为这个外语就是你的母语了，这个时候你的外语就成功了，就算得上完满了。别人也分不出你到底是不是外国人，以为你就是生活在外国，这就成功了。当然，学习外语一般来说我们把它看作是模仿能力，但是你要说的好、用得活，就需要有对语言本身的体会能力。对英语本身要有体会，英国人是怎么样想的，在说话的时候要求要有对语词的创造性使用的能力，用这个词不仅仅在这个场合，还有很多其他的场合，你还可以变化着去运用，而不是像鹦鹉或者八哥那样简单的模仿和背诵。鹦鹉也很能模仿、八哥也很会模仿，模仿人（说话）不管是中文还是外语都可以，但是毕竟不是真正的学习语言。

意大利的维科说过，语言起源于诗。任何的语言本质上是建立在创造性的联想和想象力之上，也就是建立在隐喻和诗性之上的。一个是隐喻，打比方；一个是诗性，诗的想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欺的能力是多么重要，隐喻和诗性。你写一首诗就必须要有自欺的能力，“大海呀是我母亲！”这就涉及到语言本身的发生学的原理。这种原理是在携带工具的时候形成起来的，你携带工具就形成了一种自欺的能力，也就是你把你制造出来的工具，哪怕它是一块石头，哪怕是一根木棒，你把它“当做”是自己的手来使用，越使用越得心应手，越觉得它就是你的伙伴，离不开的，是你的肢体的一部分。

恩格斯曾经说，劳动再加上语言，导致的人脑开始和猿脑区别开来。但是恩格斯没有说，语言到底是从哪来的。因为劳动。劳动我们知道，人要活要生存就要劳动，但劳动要“加上语言”才是人猿之别。语言是如何产生的？我的解释是，人的劳动由于携带工具一开始就具有了“语言性”，它本身就可以看作一种最早的语言，也就是身体语言。在其中，我把我的身体动作、姿态当作了具有另外一种潜在的意义，它们由此而成为了语言的符号。它是符号，你别看它好像什么用也没有，还要拖累，你还要拖着工具跑、走路，这个是好像毫无意义的。但是如果是人类看到旁人拿这个工具，他马上就想到他是拿来准备有用的，尽管现在还没用。所以这是一种符号。这种携带工具的身体动作就是一种具有语言性的行为。

古人类学家考证原始人类在6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都是通过手势语言、动作语言、表情语言和简单的部分音节的呼喊来交流思想、意图和传达感情，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哑语。那么口头语言是直到10万年以前，人类喉咙的结构才进化到了能够通过音节的分环勾连（articulation）来完成单词和句子的组合。这是10万年以前，甚至有的人估计是5万年以前，我们人类才有了口头语言。那么在此之前的500多万年，难道我们人类是没有语言的吗？没有语言还叫人类吗？我们必须把身体语言、表情语言、姿态语言都归于语言这一大类。

所以我刚才讲，广义的语言包括身体语言。顶多在10万年前，我们才能够用口头语言来说话、来交往。但是口头语言最初在它还不成熟的时候，它仍要配合以大量的手势和表情，这是可以想象的。我们今天到原始部落里面，我们那些人类学家也可以看到，那些原始部落语言不太发达的，他们说话总是带着大量的手势、表情。

依照今天越是感性的人，或者是我们越是讨论感性的话题，就越少不了手势和表情。只有个别哲学家上哲学课的时候，才可以免除多余的动作、手势，来驾驭纯粹的学术语言，比如黑格尔。我们看《黑格尔传》里面就讲到，黑格尔的上课是枯燥无味的，你没有坚强的神经，你是受不了的。有时候他简直就是照本宣科，宣读他的课堂讲义，不需要任何手势，也没有任何表情。

而在早期人类那里，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手势、通过挥舞和敲击手中的工具，当然这是最早的舞蹈和音乐的源头。我们讲艺术史的最开始，舞蹈从哪来，“刑天舞干戚”，“舞干戚”就是挥舞手中的工具或者武器，武器就是工具，或者敲打手中的工具，这就是舞蹈、音乐和器乐的源头。

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身体语言以及给孩子们做动作示范，那当然也是身体语言。做动作示范，你要教孩子怎么做，这个工具怎么用，来传递经验，这样来达到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沟通。那么正是由于原始人类在劳动之余的携带工具的行为，劳动之余，这个“之余”我们还是沿用传统的说法，其实携带工具本身就是劳动，是属于劳动的一个动作。

通过携带工具的行为，反过来导致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这件事情，具有了超出劳动的功利性之外的意义，也就是具有了身体语言的意义。我们通常说言传身教，教育那就是言传身教，比如说在集体劳动划船、打夯、抬木头、抬石头等等这样一些工作中，身教，那就是身体语言，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杭育杭育派”。“杭育杭育派”，鲁迅把它称之为最早的诗歌。最早的诗，其实它就是一种身体语言。抬木头的时候，为了步调一致省力，于是我们喊号子、喊口令，这就是身体语言。

但是真正的诗歌已经属于口头语言。在诗歌之前是声乐歌唱，声乐就是声带振动所造成的音乐，它也属于身体语言。口头语言是来自身体语言的，那么诗歌也是来自身体语言的。

诗歌为什么叫诗歌？它是唱出来的，语言的发生学体现为诗歌的发生学。最早的诗，它都是唱出来的，或者是伴着乐器吟出来的。我们把诗和歌并提，确实在最早期，比如说《诗经》里面，它就是伴着曲调唱出来的。

到后来的宋词，它有这个调那个调，清平乐、蝶恋花等等这些名词，它就是曲调，它不是诗的名称，它是调的名称，但是可以用来命名诗。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究竟是诗在先还是歌在先？

学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早先的共识是诗在先，先有了语言，然后有了诗，然后从诗里面产生其他的艺术，比如说歌。康德就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语言的类比来划分各门艺术，也就是按照说话的时候它的三大要素：语词、表情、声音（音调），据此，艺术可以分为诗艺、造型艺术和音乐。这是康德的划分。

当然，在此前，像卢梭他们也是这样划分的。中国古代的《毛诗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排了个序，时间上的顺序：首先是语言，然后是诗，然后是歌，最后是舞。这好像已经是一个传统的划分，哪个在先哪个在后。

但是现代的人类学家通过对原始部落的实地调查，他们发现不是这样的。音乐、舞蹈这类身体语言要比口头的诗歌早得多。学者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是从声乐中派生出来口头语言，首先是唱歌，然后从唱歌里面派生了口头语言。

这一点，我们从目前还在流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歌曲中，还可以看到一些痕迹，比如说胡松华演唱的《赞歌》《从草原到天安门广场》，郭颂所演唱的《乌苏里船歌》等等，前面都有大段的拟声词的过门。拟声词也就是“啊”“哈”“咦”“呜”“喂”等等，没有具体的词义，就是拟这个声音，用它的声音，然后你也可以写出来，但是它是没有意义的。

作为歌曲前面的过门，当然这种过门是为了烘托气氛，但最初的民谣和山歌很可能就是没有词，没有词只有调。比如说台湾原住民民歌手、作曲家胡德夫，在一期访谈节目中，凤凰卫视采访他。他回忆他当年与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件误会而闹翻了，有10年都没有讲话。但是后来有个机会，误会解除了。解除了怎么办？要去道歉呢。他就到朋友家的门前，唱了一首无词的歌，只有啊呜咿呀的拟声，但是没有词。他的朋友在门后面听到了，在后面回了一首也是无词的歌，于是两人开门相见，重归于好。

又比如湖南著名的作曲家谭盾，90年代也曾经尝试创作过一些不但无词而且无调的歌曲。无调就是那个声音简直飘忽不定，你很难给它定一个“do、re、mi、fa、so…”的调的，单靠声音类似于动物的嚎叫。它由专业歌手来演唱，但是也许是因为技术上太难掌握，没有流行开来。但是你如果偶尔听到的话，你会毛骨悚然，会感觉到原始意味十足，人类最初可能就是这样唱歌的，惊心动魄。

实际上，哪怕人类还没有产生口头语言，但是已经有了广泛的人际交流，通过身体语言、表情，整个族群每个个体的想法，包括他偶尔的灵机一动，都有可能以各种形态，不管是有声的还是无声的还是拟声的，汇入到这样一种语言之中而得到传播，得到保存。那么在保存中形成传统，互相启发、发酵。偶然的灵感在高等灵长类那里已经有了，而在人类这里就上升为人类特有的富有成果的一种创造力，创造力就是这样形成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或者说自从人类由制造使用和携带工具而产生以来，他们所从事的劳动就不再像其他的动物求生那样仅仅是单纯的谋生活动，同时也是具有语言性的。

真正的创造性就是自否的。当人类最初决心否定自己以往的形态，不再四肢爬行，而是双足直立行走，宁可忍受着一开始对这种行为的不习惯和别扭，为的是在长途跋涉中把自己制造的工具（比如说石斧、石锤、标枪、棍棒等等）带在身上，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了真正的自我创造。不但创造了人的外部形态，而且创造了人自己的大脑结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人的这种故意使自己感到别扭的行为就具有语言性，因为这种方式表达了一种暂时看不出来，只有在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出来的意义，它是有“意义”的。意义不等于代表意义的那个东西，而是那个东西后面的东西，它隐藏的东西，而且不是当时当下的东西，它是以后会逐渐显现出来的东西，跨时间的，不但跨时间而且跨空间，就是说以后会显现出来，而且不但是你知道，他人也会懂得，跨空间的。这种意义一旦定格，一个手持工具而直立行走的形象，就是大写的人的形象，也就是人的“符号”。

我们这次讲座的海报上面，这一连串的从猿到人的形象，最后那个形象就是定格了，那就是人的符号，直立而且手持工具。很多图表上面画人的时候，画的他两手空空，这是不对的，必须要画上工具，因为你从猿而来，你跟猿的区别就在于你手里有了工具。这样一个形象，在面对猛兽和天敌的时候是足具威慑力的，而在异性面前是充满性的吸引力的，手持工具具有一种性的吸引力。

比如说，武松手持棍棒，他就可以独上井冈山。独上井冈山，他不怕老虎，他手中有棍子，这是非常具有男性的魅力的。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这种形象在早期人类的世代更替之中，之所以能够延续下来，他不是靠基因的突变，也不是靠遗传的本能，也不是靠自然选择优胜劣汰，而是靠教育和语言的传递。他不是靠基因，不是靠你爸妈是怎么样你就会是怎么样，而是靠教育。

要没有教育，你爸妈的基因再好也没用。要靠一代又一代人对自身创造力的不断地激发，又不断地定格而形成的文化传统。一个小孩子很小就要学走路、学说话，这是家庭氛围就已经决定这样一种教育的传递。只要语言的教育和文化的传统一旦中断，人立马就成了和其他动物一样的可怜的存在，比如狼孩的例子。一个孩子生下来就被狼叼走了，但是狼也没有吃掉他，把他培养大成了狼孩。他对人的事情一窍不通，但对狼的事情他倒是非常拿手。

所以归根结底人是自己有意的使自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有意的就是他是自由的，他把自己创造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在地球上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是自由的动物，而人的语言不单单是存在之家，而且是自由之家。“语言是存在之家”是海德格尔的名言。他的命题是，一切存在都要由语言来确定。但是我给他加了一个：不但是存在之家，而且更深层次上它应该是自由之家。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最开始不是语言说人，而是人说语言。海德格尔说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他把语言看得至高无上的，但最后就成了上帝的圣言了。但是我们作为非宗教徒来说，还是人说语言。只不过人说语言以后，到了小孩子那里就是语言说人了。小孩子要学人话、学说话，那不是语言说人吗？你要教他，但语言最初是从哪来的？是人创造出来的。

哪怕基督教的《圣经》中也说，上帝创造人和万物，但是他并没有亲自给万物命名，而是让人自己来给万物命名。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让亚当和夏娃给他们所见到的万物命名。当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对事物的命名千差万别，这个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是遵循着类比和隐喻的原则。

类比和隐喻相当于我们中国人所讲的“能近取譬”，也是孔子所讲的。“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怎么解释？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里面是这样解释的：“譬者，喻也；以己为喻，故曰近。” “能近取譬”，就是最近的你就把它拿来打比方。“譬者”就是喻，就是比喻。当然，这里的意思主要是讲人和人的相通，将心比心。把最亲近的人，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家人来打比方。“能近取譬”，你首先把你最贴近的家人拿来打比方。而西方人主要关注事物的同类相比，事物有很类似的东西，有相近的东西，有同种的东西，同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拿来相比。有的不同类或者类别相距很远，但是你也可以在某些场合下可以把它拉过来相比。但是不管是人人相通，还是物物相通，两者都是打比方，一个是人心打比方，比如说移情、拟人，将心比心，一个是用事物打比方，种属归类，这两种比方免不了要互相渗透的。

中国人也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民，吾同胞”就是人与人相近，人性相通。“物，吾与也”，事物跟我也是相通的。他人跟我自己是同胞，同胞相通；那么“物，吾与也”，天地跟我也是相通的。这是张载的话：“民， 吾同胞； 物， 吾与也。”这两者实际上是同一回事情。你能够把这个当作那个，你就可以把他人当作自己，你还可以把自然界当作人。前面讲的语言的自否定结构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结构。这就是隐喻结构或者说诗性的结构。诗性结构是维科所提出来的，语言就是诗，语言起源于诗。

什么是隐喻结构？什么是诗性结构？就是要打破语词的孤立性，而与另外一个不同的语词结成一种代现关系（representation）。所谓代现就是对自然界的移情或者拟人，也是这个结构。比如说，我们讲山，我们讲山口、山腰，这不是拟人吗？我们讲风在吹，在怒号，我们讲草木在呻吟等等，这都是拟人、代现。

至于到底是哪一个和哪一个词语互相结对，这就显出言说者个体的创造性、他的成色，他的创造性的能力。你把哪个字和哪个词放到一起来打比方，这就看你的天分了，看你的创造力怎么样了。有的是不适合的，我们说比喻不当、不恰当，这就无法被认同和传达。有的是恰到好处的，这就被广泛的承认和流传。还有的是精彩绝伦的，这就传为经典。但是也有的是老生常谈，陈旧的、过时了的。每个比喻都有它的生命周期。

你老说陈词滥调，不加改变，不换新的说法，就让人生厌了。而说话的人几乎个个都是诗人，总想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除非你不说话，你说话你总要人家注意，你的感受要让人家也能同样的感受到，你就必须在语言上面要讲究。当然，我再次强调这里的语言不只是口头语言，也不仅仅是书面语言，而且包括身体语言。现代人对身体语言已经不太熟悉了，哑巴还熟悉，但是现代的正常人不太熟悉了，但是肯定也有的。

那么这种身体语言，我们就不只是讲“言”，而且也包括“行”。身体、姿态，不就是“行”吗？中国人历来把“言”和“行”分得很开，或者把它们对立起来。比如说孔子讲“听其言而观其行”，“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你光听他说不行，还要看他怎么做。“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是不说话的，天说了什么？天就是四时运行，那么四时运行不就是天在说话吗？“天何言哉？”他不算说话。那么用我们的观点来看，既然有身体语言，那么“行”也就是一种无声之言。“行”，做给你看，我不用说话，我做给你看，你也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做一个手势，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那么这样来看，《左传》里面所讲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三者都是不朽，这三不朽其实都是广义的立言，立德、立功、立言，最后归结到立言，他们都是立言，因为立德、立功之所以不朽，并不在于他们留下的是功，而在于他们传递给后世的意义。

比如说孔夫子表扬管仲，辅助君王“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老百姓到今天还受到他的恩惠，但是齐国现在已经不在了，秦始皇以后灭六国，那些国家都不在了。你搞得再好，不都是已经过去了吗？但是他的那种精神留下来了，他的那种意义留下来了。所以这个意义要比事功要更加长久，比他的事情、比他做的功劳要更加长久。这种意义将完美地永远保存在所立之言里面。立言是最根本的，你要讲真正不朽的话，那就是立言。

立德、立功之所以能够称得上不朽，是因为它们是言，而不是由于他们给人民带来的好处。但带来的好处也可以传下来，短期内，但是它终究是要消亡的。但是它的意义是不会消亡的。同时我们讲立德、立功，立德、立功就是道德和实用，立言把它们都包括在内，而且不仅包括在内，不仅把道德和实用包括在内，而且包括一切艺术创作都是立言，比如说舞蹈、音乐、美术、建筑、书法、诗歌、戏剧和文学等等，都是在创造一种语言，都是在用一种符号，包括动作、声音、形象、文本等等，在向他人来表达或者暗示某种意义，在激发其中未曾想到的或者是遗忘了的生存体验，由此而产生出某种情感共鸣。

对于科学，这里头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科学知识更加是一般讲的立言的重要的课题，比如说老子和孔孟的为人之道、治国之理，哥白尼、牛顿、爱因斯坦的宇宙观，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的社会契约论，应该都属于此列，都是立言的重大表现。

马克思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以及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总而言之，凡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自由行动，都不是个别人的孤立的行为，而是社会性的、语言性的行为。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逻各斯的动物”。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就是语言的动物、说话的动物，这是说得非常精准的。当然，对逻各斯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这里就把逻各斯解释为语言，包括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身体语言。

在语言学上，这就叫做隐喻的词化，是利科的一种说法。利科说隐喻是一切语言的本质，但是隐喻会词化。本来语言中产生的隐喻是活的隐喻，隐喻是活的，它开始是新鲜的，传出来大家一听都觉得非常新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词化。词化也就是进了词典，词典化。比如说，“日”“月”本来是象形文字。“日”就是像个太阳，中间一点，“月”就是像个月亮一样。但是，“日”“月”，我们在口头语言中经常把它隐喻化，我们不说“日”，我们说“太阳”“最高的阳”，太阳就是隐喻。那太阳有什么阴阳呢？本来日月都无所谓阴阳，人把阴阳这样一种男女的关系赋予了太阳和月亮，好像太阳是男的，月亮是女的，这样一种隐喻开始是一种诗意的语言。

但是后来讲得多了，成了惯例了，它就进到词典里面了。太阳就进了词典，我们在词典里翻太阳是什么，那就是“日”。“月亮”我们把它叫做“太阴”，“太阴”在日常口语里面不太用，所以至今还没有，好像还没有进到词典。一旦词化，那么活的隐喻就变成了死的隐喻，这是利科的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创造力的一种自我升级，不然的话，死的隐喻你只能按照词典上的话来说，那你就当不成诗人了，你可以当语言学家，但是你就不是诗人了，这是不能让人满足的。这时候就需要创造力的一种升级，它不是无可奈何走向死灭，走向冷冰冰的词典语言，而是以自否定的精神去寻求更高的创新，以隐喻来建立新的隐喻。我再给它打个比方，使它更加具有语言隐喻性、具有诗意。这样一来，语言的“逻格斯”就返回到了它在起源中的本质结构，让词化了的隐喻通过质疑、通过对话而重新被激活。

这是一种情况，权威化，上了词典都是很权威化的。太阳这样一种隐喻，这样一种想象力，这样一种创造力，最开始是创造出来的，但它一旦上了词典以后，它就会变成死的隐喻，我们必须把它重新激活。

每个说话的人都是想当诗人的人，尽管他不自觉。这是一种异化、权威化。另外一种异化就是创造力的工具化，创造力也会工具化。富有创造性的产品通常都具有最显著的使用效果，它容易得到普遍的应用和流行，而这样一个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意义流失的过程。

一旦变成工具，它的意义就开始流失，无论它在创造的时候多么具有天才的性质，但是在应用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都是那些可以被量化和数据化的成分。把那些东西单独拿出来量化，按照一定的比例、按照一定的数据来说话，把它变成一种千篇一律的工具。比如说逻辑，逻辑就是一种工具了。其中那些触发奇思异想的闪光之处，反而被现实的成功所遮蔽了。发明这种语言的人，在进行创造或突破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一番精神的搏斗和胜利的激情以及完满的美感，都被唯一的成功的满足感所取代了。

那么，现代科学在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上面所取得的成就就是这样。当然，这个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它很容易为思想上的懒汉找到理所当然的避难所。很大一部分人都比互联网发明以前更愚蠢了。

但是也有些人担忧，人类反过来就此被自己所创造的精灵所掌握、所控制，甚至所奴役，而滋生出一种依赖性，反而失去了创造力。我们成为了自动机，人都成了机器。

确实，你看现在网络上很多人的形象，其实都是AI造出来的，都是由机器造出来的。的确，最后的结果，我们想想都觉得有点可怕。我们设想，如果一切都由精确计量的人工智能来取代，那么就连法院都可以撤销。法院不用了，法院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只要各种案件的资料信息，我们把它统一的输入到一个计算机里面，就不用担心有任何冤假错案和不公平。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还能有错吗？

又比如，我们每年大肆张扬的文学奖也就不用评了。诺贝尔文学奖也好，国内的茅盾文学奖或者是鲁迅文学奖也好，每年评来评去、争来争去，很多人都说那不可信、评的有偏见等等。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计算机来评。计算机一评了以后，谁还有不同的意见呢？你能干得过计算机吗？所以，每年大肆张扬的文学奖也不用评，交给在文艺理论和文学史方面的程序员，在电脑中处理一下就行了。

我们每年还召集那么多的评委集中到北京去开会，不是浪费吗？在一个大学里面，各级管理部门在考试、课堂讲授、评分、招聘、职称评定等等各种复杂的事方面也将大大简化。这些事情都是非常讨厌的、非常磨人的、非常复杂的，也不可能达到人人同意的一致意见的。用计算机来处理，不就好了吗？全部都放到线上去进行，只需留用百分之几的电脑操作人员就行了，其他的人都节约下来。如果不想再失业的话，只有一条路，全部去当计算机的操作员。

其实，我们早就开始向这个方向迈步了。现在有人说我们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却不是创新大国。我们是制造业大国，就是说通常我们都是利用国外的专利技术，我们去买专利，然后进口高端芯片，制造出大量的价廉物美的产品，再返销给这些发明芯片技术的国家来赚钱。这不是挺好的吗？制造业大国有什么不好？这样各得其所，他去发明，我们来制造，我们制造花力气，然后卖给他，他给我们钱。

早在陈景润的时代，我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陈景润推进了一个哥德巴赫的猜想，尽管还没完成，他的步骤还差最后一步，就能够引起全国上下如此巨大的轰动，但是我们怎么不能够就提出一个什么猜想，比如说陈景润猜想？让全世界的数学家去绞尽脑汁，我们就不能够发明猜想，只能够去解决人家的猜想。为什么我们的制造业老是单方面被别人在技术上面卡脖子，却不能够也去卡卡别人的脖子呢？我们现在成天在宣扬工匠精神，难道中国人就只配充当工匠？工匠就是按现成的图纸去制造，那么中国人的创造力到哪里去了？

在中国，创造力的工具化应该说从小学、中学就已经开始了。培养出来的学生只会做一件事，刷题。每道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谁要是想突发奇想，那肯定是零分。然后是抱怨中国的学生不善于脑筋急转弯，不会抓住弯道超车的机遇。据说清华北大的出国留学生学成以后，80%的不愿意回国，恐怕不是因为他们都不爱国。中国人还是很爱国的，而是因为国内没有提供有利于他们的研究、创新的条件。最主要的就是缺乏学术上的开放的氛围，或者说平等对话的一个平台。我们的学术制度被搞成了官僚制度。

伽达默尔说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哪怕是独白也是自己和自己对话。所以伽达默尔特别欣赏的是柏拉图的对话，到了亚里士多德已经不对话了。亚里士多德把所有对话都变成独白了，但是独白也是对话，是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想象的对手在对话。

对话就是让自己向他人敞开，特别是面对批评我们的敞开。我们看苏格拉底对话，一来一往，既是为他人的创造力留下了空间，也为自己的再创造开拓了空间。我给你提个问题，那么你回答我，这就是给你的创造力留下了空间，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创造力开拓了空间。为了提出问题，我的问题就在这里，我的局限性也在这里，我想要突破它，我现在暂时还没有突破，我想通过你来突破，通过你的回答来使自己开拓眼界。这个一来一往就使得我们的创造不是一劳永逸的，也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公共的、历史性的。

我们为什么说人的创造力是在族群之内、在社会之间可以传递的呢？创造力是可以传递的，每个人的创造力都会变成整个族群的创造力，就是因为这一点。通过对话，不但是同辈人对话，而且是上一辈人和晚一辈人的对话，是个人和历史的对话。所以这个对话使得语言的创造成了公共性的和历史性的。只有足够开放的社会风气，才是创造力自由生长的土壤。创造力的自由生长必须要有开放的社会风气。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就是柏拉图，他的对话就是一种开放式的对话。首先苏格拉底作为发问者去询问对方，我有问题不理解，你能不能给我解答？那么对方的回答也很随意，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没有预先定好的标准答案，所有的答案都是暂时的。这个答案不行，我再换一个，我再创造一个，你看这个行不行？甚至于有的根本就没有答案，说到最后都没有答案，比如说美到底是什么？最后没有答案，最后一句话就是“美是困难的”。美是很困难的，但是没关系，没有答案，没有标准答案都没有关系。

苏格拉底注重的是过程，也就是创新的过程，因为哪怕结论没有完成，没得出来，没有定论，但是问答的水平却在一步步提升，问题本身也在日渐深化。当然对最终是否有答案，他们也有保留也有承诺，这就是神的智慧，最终答案大概就在神那里。

但人不可能是神，所以苏格拉底认为人不可能是智者。智者自称为智者，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认为不可能。凡人只可能是爱智者，philosophy爱智慧，爱智慧就是哲学。那么翻译成汉语就叫哲学，最开始日本人把它翻译成“爱智”，但是“爱智”始终没有流行起来，因为中国人不“爱智”。中国人说“爱智”算什么？雕虫小技。后来日本人把它改了，从中国古代的古文里面拿出来一个“哲”字，哲人，于是把它翻译成哲学，这一下子在中国就火起来了。虽然中国人不爱智，但是中国人想当哲学家的大有人在，这就是哲学的意思。所以“哲学”一下子在中国就代替了“爱智学”，成为了philosophy的法定的译名，译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后来日本人比较较真，他觉得这个好像还词不达意，他又回过头去，又用回了“爱智学”，中国人没有跟着他们转，所以现在还叫“哲学”。

那么人工智能是不是“爱智学”呢？人工智能学知识，它不是爱知识，所以人工智能是非哲学的。人工智能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在计算能力上是远超人类，但它没有爱，它可以模仿爱，但那是假的，模仿的东西不是真爱，而且它是量化了的，你有几分爱，它可以给你算出来，所以它不能够在智慧上有真正的自我超越。它里面也可以，像伽达默尔所说的，语言就是对话，人工智能也可以有模拟的对话，但那也是算好了的，不是开放式的对话。所以人工智能也不是真正的艺术性的，它不具有艺术性。

据说有AI写出了仿古的格律诗，你说人工智能没有艺术性，我给你写一首诗看。启动机器人，启动人工智能，写了仿古的格律诗，请行家来看。行家来看了大为赞赏，多数都说写得好，有意境，而且平仄、对仗工整，很多人认为这说明人工智能还是有艺术性的。我倒是觉得这个例子说明，要么中国的古诗词恐怕已经走到头了，就像今天没有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再去按照古希腊的雕刻章法去创造一尊雕像。今天的雕塑家，那么多雕塑家，你见过有哪一个还在雕刻古希腊的雕塑吗？没有。你再怎么雕塑，你超不过古希腊的雕塑家。古希腊雕塑家是古希腊雕刻的顶峰，是雕刻艺术的顶峰，或者是古希腊风格的雕塑艺术顶峰。当然现代雕塑家也有很多了，像罗丹等都很了不起，但他们根本不是古希腊风的，就像现代诗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格律诗。但中国人的传统比西方人要强大，今天还有很多人在写格律诗，但是现代人写的格律诗好像不再有李白、杜甫那样的知名度了。

你印一个小册子，读者读一读觉得不错，到此为止了。所以要么中国古代诗词已经走到头了，要么说明这些评论者、专家、行家的眼光还有待提升，还不是真正艺术家的眼光，而是文物鉴定的眼光。你看一看像不像古诗？像，一点都不走样，那就给它一个好评。俗话说得好，“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这一点在AI写作机器上就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个体的人不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人工智能岂止三百首，唐诗宋词，什么它都读过了，整个艺术史都在机器人的“芯”里面，在人工智能的程序里面。你说它不会作诗，它也会吟诗，它也会照着诗去吟，但是那个诗是不是艺术，我想恐怕要打个问号。它是对艺术的模仿，但是艺术最忌讳的就是模仿，艺术本身本质上就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模仿性的。

当然，如果我们把人工智能只当作人的创造性的辅助工具，那它是威力巨大的。在这方面当作你创作所依赖的所利用的工具，它还是很有用的。今天做学问查资料，不管是创造性的还是解读性的，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箱一箱的做卡片了。现在年轻人已经见不到这种场景了，过去的老先生们，特别是做历史和中国思想史的老先生们，他们家里都有一箱一箱手抄的卡片，这样的工作非常费力气，需要一页页翻书，然后抄下每一句资料。现在不用了，在电脑上一点鼠标，信息就能全部获取，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专注于创造性的工作，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关于人工智能，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掌握人工智能，但是绝不能让人工智能掌握了我们。我上次有个讲座就专门讲人工智能，后来下面有人说邓老师反对人工智能。我怎么反对人工智能呢？我这个讲座不就是人工智能在帮忙吗？我们可以掌握人工智能，但是不能反过来被掌握。

好，谢谢邓老师。邓老师的讲座非常系统。他不只是讨论创造力的问题，其实也是对我们人类之为人类，人之为人，也就是我们跟动物的一个最根本的区别点在哪里。这么一个问题开始讨论。那么邓老师在这个讲座里边给出一个最基本点，就是不只是制造工具，而且是携带工具。因为我们以前在讲劳动创造人的时候，重点在于制造工具。那么邓老师其实给出了一个新的点，因为从他的报告当中，认为就是在制造工具方面，有些动物也是能够制造工具的，至少它偶尔可以制造工具。所以他给出了一个新的区别点，就是携带工具。而人能携带工具，不仅仅是携带工具，携带工具更重要的是有语言性，包括历史意识、历史感等等这些，都是由此带出来的。今天邓老师给出了一个解释历史，解释人的创造力的基点，最终是落实到语言性，也就是携带工具最核心的基点就是语言性。

所以我特别注重马克思讲的这个“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是人本主义”。单纯的自然界，撇开人的自然界是未完成的自然界，它有待于完成，它的历史还没有结果。只有当人让自然产生出人来，特别是产生出人的精神、人的思想，这个时候自然界才完成了自身。所以这样来避免人类中心论，它就不是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的一种观点。好像我们今天经常一讲到要避免人类中心论，就要去放弃人的一些利益，让给自然一些空间，我们不要破坏大自然，我们要让着大自然。这个观点还是低层次的。我们让着大自然还是为了人，而我们为了人，就是为了大自然本身的完成。自然界本身的完成就在人身上体现出来。所以我们不必回避人类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就是自然中心论，因为人就是自然的最高花朵。我们维护人的利益，就是维护自然界的完成、自然界的进程。人是自然的最高目的。当然环境保护这些东西都在其中，但是我们要明确它的目的不是牺牲人，去让一点利益给其他的动物，不是这个目的，而是为了整个自然界作为我们人的身体来说本身更加完善。还是人类中心论，但这种人类中心论是高层次的。

就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它也可以设定一个目的，但这个目的，它是跟这个手段是分离的。当然它也少不了手段，但这个手段对于目的来说，只是处于一个服从的应用的位置，用完就把它扔了，可以不要。目的达到了，那么这种目的是一种很低层次的目的，就是动物为了生存。我们要理解动物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也要用到，它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甚至于某个基因被保存下来了，也可以把它预设为，它是为了什么而保存下来。

动物界、生物界跟无机物是不一样的，它是具有目的性的。但既然具有目的性，它就有手段，但这个手段跟这个目的是分开的，是偶然碰上的。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人的目的，它跟动物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它是跟手段是分不开的，不是偶然碰上的，是人有目的的制造和使用手段。再一个就像黑格尔所讲的，手段比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更高贵”。什么叫更高贵，就是哪怕是人，他的目的，最起码的最初的目的还是为了生存，吃饱肚子，为了保暖，吃饱穿暖这就是最早期人类的目的，但是他用了很多手段，手段由于携带工具，不可丢弃，它变得更高贵了，也就说它具有了身体语言的性质，具有了语言性，它就具有一种创造性，具有艺术性，具有认识性，真善美都在里面，所以它比目的更高贵。

一般目的就是为了生存，但在这个低级的生存目的上面，它衍生出来了人的社会性、人的意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以至于它生成了更高的目的，就是人活在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吃饱穿暖，还有很多别的，还有他的社会性，还有他的社会角色、社会义务，还有他的情感的需要。这些都要由人的工具来承担。所以人的这个工具比他的目的要更高贵，而动物的话，不说工具，就是它的手段，动物偶然碰上的那些手段，那肯定是远远不如它的目的，它只是附属于动物的那种生物性的目的之下的，生物性的目的就是生存、繁衍。那么目的一旦达到，工具就可以扔了，而人这么高贵的东西怎么能扔呢，所以人就要把工具保存下来，携带在身边，但这主要是就原始人的生活环境来说，现代人不必要携带工具在身边，他可以放在工具箱里面，他可以放在家里，他可以带钱到街上去买，但是如果他到野外去，那是少不了的携带必要的工具，你赤手空拳到山野里面去那就很危险，但是在城市里面就没必要，所以从它的起源来说，人的携带工具是人的本质的起点，它的开端之处，由此带来人的工具的高贵性以及人的精神生活。

所以要讲目的的话，它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自然界的自然物的目的，植物、动物、有生命之物，有生命之物它都属于目的性的，一个生物，它从小我们就知道，它将要长成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它的目的，一颗种子目的就是要长成一棵大树，一个幼崽它就是要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个体，动植物界或者是生物界它们的目的是一个层次，这个层次的特点跟人的目的相比，它的特点跟工具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仅仅跟人的生存需要有联系，它服从的是达尔文进化论，那么人的目的跟动物的目的有一个区别，人的目的跟工具不可分离，它是工具表达它的高贵性的一个场所，通过谋生的活动，人把他的工具的这种高贵性都展示出来，人变成了社会性的、社会的人，变成了具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变成了具有精神的人，这就是人的目的跟动物的目的的区别，所以在人这里应该是工具和目的各有强项、各有长处，因为目的它不会永远停留在谋生，它会有精神的目的，一旦工具具有了精神的性质，具有语言的性质，那么目的也会具有精神性质，也会提升自己的档次，所以它们就进入到了一种互相作用、交互上升的历史，而在动物、植物那里是没有历史的，只有达尔文进化论，谢谢。

‍

从达尔文进化论来看，它有一个临界点，就是到高等灵长类的动物，比如说黑猩猩，猩猩和黑猩猩，到他们那里，它们的大脑已经非常接近于人，还有像大象，有一些大脑占的比重比较大的一些动物，它们已经有非常复杂的思考，思维的萌芽，比如说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这就是一种思维的萌芽，甚至短距离的携带工具也有。我在这里用完了，我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工具带过去到那边用也有。偶尔也有，但最终它是把它扔了，睡觉的时候就不管了不要了。所以从类人猿到人中间只有一步之遥，这个应该是很容易跨过去的。

为什么只有人才想到携带工具，这在某种程度上面来说可以说是偶然的，就是有一种高等灵长类的动物，猿或者是我们叫做猿人或者人猿，它介于猿和人之间，它又还有猴子似的，猿的那样一种特性，但是已经有了人的萌芽，有的甚至于成了人以后还退回去了，又退回到猿了，都可能有的。好几百万年，人要进化过来是不容易的，但是毕竟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毕竟有一部分，那就是直立人，或者是最后到了智人了，他们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方向了，这是不可逆转的，人直立行走了，人的大脑也发达了，人的语言也形成了，身体语言也形成了，他们的族群也不可能再改变他的这个存在方式了，这个时候就走向了一种携带工具的这样一个道路。

所以你要追根究底的话，那当然我刚才说了，任何规律它都具有偶然性，它在实现的时候都具有概率，所以人类也是这样，最开始的时候他还是受制于概率论的，受制于基因突变或者是自然淘汰，你跟不上来，你就被淘汰了，你不会携带工具，那个女的就看不上你，你就绝代了，必须要带领整个族群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的，这样一个首领才能够传播他的后代，这个性选择在里面也起了作用，但是归根结底的作用，我刚才讲了，更重要的作用不是性选择而是教育，而教育是依赖于人的自由意志的，它不再依赖偶然性，它依赖传统、依赖必然性，所以为何只有人才携带工具，这个问题要历史的看，它是一个充满着偶然性的历史过程，偶然中有必然，有一种大的趋势，这样族类的群体才能够发展的更好，人才能最终成为了万物之灵长，他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但这个走过的过程非常复杂，也可能有倒退，至今还停留在很低的层次的还有，但总的趋势应该是势不可挡。 

人当然也是，但是这个时间它必须凝聚，比如说你可以记住，你也可以忘记，但是这个过程，如果你能够把它连起来成为时间链条，而不仅仅是记忆中的一个点，那就需要有一种持续在手的东西，那就是携带工具。携带工具是持续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持续时间，它本身是带有语言性的。所以如果说要有一个涵盖这两者的更底层的东西，那就是携带工具。

用完了工具，我突然想到我要把它带在身边，这东西很难找也很难造，我把它造出来不容易，花了劳力的，花了精力的，花了心思的，所以我不能丢。就像我的手，我怎么能把它丢了，手是丢不掉的，这个工具就是我的手，我活在世上，它就应该在我身边，这就有了一个时间的连续性。

通过携带的工具而造成的时间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就是语言的连续性，它是具有含义的，它是具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要抓住不放带在身边，为了随时可以用，这就是时间性，也是这个动作的语言含义，这个动作的意义。这个动作是一个符号，它的意义就在于它随时可以拿来用，临时的变成了永久的。这个问题的底层的逻辑应该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

哲学总是在不断的征服、不断的代现。总是在时间性当中展开。我记得几年前叶老师说，中国哲学应该是要出场。今天邓老师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汉语界的哲学要出场，特别是对形而上学的这种捍卫，其实它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的这种思想力所在。今天对形而上学这样的一种系统的探讨，是在汉语世界成为一个趋势。邓老师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我们期待下次跟邓老师交流。谢谢邓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