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古希腊] 柏拉图
译者: 詹文杰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 9787100231015
【译者简介】詹文杰，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古希腊罗马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主要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翻译出版了多部西方古今哲学经典；著有《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和《柏拉图知识论研究》；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神学与宗教学系、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
本书包含《普罗泰戈拉》和《美诺》【1】这两篇柏拉图对话录的中译文，还有一些脚注和几份附录。译者把两篇作品放在一起发表有外在的原因，就是先译出的《美诺》篇幅太短，难以单独成册，但是更有内在的考量，就是《普罗泰戈拉》的主题跟《美诺》关系极为密切，值得合在一起。《普罗泰戈拉》提出并探讨了“德性是不是可传授的”【2】这个主要问题，并且在结尾处提出该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对“德性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考察，而这两个问题正好是《美诺》的核心主题。《普罗泰戈拉》和《美诺》两篇作品一前一后紧密相关，这点是一目了然、毋庸置疑的，把它们放在一起阅读不仅是有益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仅就人物角色而言，《美诺》和《普罗泰戈拉》的关系看起来并不十分密切，除了核心人物苏格拉底之外，两篇对话的人物没有太多重合之处。实际上，《普罗泰戈拉》提及的许多人物在《会饮》中再次出现，这使它们看起来有很高的亲缘性，而《美诺》多次提及高尔吉亚，因此把《美诺》与《高尔吉亚》合在一起也有一定道理。此外，《美诺》和《斐多》由于都提及了“回忆说”而存在明显的关联性。但是，上述关联性都无法跟《普罗泰戈拉》与《美诺》之间在主题上的亲缘性相提并论。《普罗泰戈拉》通常被认作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录，谈话主角是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另外还提及智者派的希庇亚和普罗狄科，以及希波克拉底、阿尔基比亚德和斐德罗等众多雅典和外邦的贵族青年。这篇对话录主要讨论了“德性”（ἀρετή，aretē）的可传授性（或不可传授性）问题，诸德性（主要提及智慧、勇敢、正义、审慎和虔敬）的统一性问题，以及智者的职业身份和社会作用问题，等等。德性是否可传授的问题密切关联于德性是否属于知识，而这篇作品末尾隐含的结论是，当且仅当德性是知识，它是可传授的。普罗泰戈拉说“智者”或“智术师”（σοφιστής，sophist）能够教导别人恰当地处理家庭和城邦的事务，在政治论辩和政治活动中取得最大的成功，这在苏格拉底看来就是承诺能够传授“政治技艺”或者“德性”。苏格拉底质疑德性或政治技艺的可传授性，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专家或行家，而且许多公认为拥有政治智慧的人也没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人。于是，为了反驳苏格拉底，普罗泰戈拉首先以讲故事的方式说明政治德性是每个人都可以分有的，然后以论证的方式说明政治德性并不是人们天生就拥有的而是通过接受教育而获得的。接下来，苏格拉底把话题转向了德性的统一性问题，询问德性的诸部分（如，正义、审慎、虔敬、勇敢和智慧）是类同的、有相似本质的（譬如金子的诸部分），抑或它们彼此是不同质的、互不重叠的（譬如人脸的诸部分）。普罗泰戈拉选择了后一个选项。但是苏格拉底试图论证诸德性是彼此关联的、统一的，尤其是智慧之外的其他德性都关联于甚至统归于智慧或知识。普罗泰戈拉试图把勇敢算作例外，但是苏格拉底论证说勇敢也是某种知识，即关于什么东西可怕、什么东西不可怕的知识。苏格拉底最后试图论证说，知识或智慧是人的行为的主导性因素，一个人做好事是由于知识（即，关于好和坏、快乐和痛苦的某种衡量技艺），做坏事是由于无知，并且，明知某事是好的而不愿意做好事或者明知某事是坏的而自愿做坏事（由于被快乐胜过）是不可能的。在对话结尾处苏格拉底总结说，普罗泰戈拉一方面说德性是可传授的，另一方面却想表明德性不属于知识，而他自己原来试图说明德性是不可传授的，但是最终却证明诸德性都是知识，因而德性应该是可传授的，“我希望我们在讨论完这点之后，可以讨论德性是什么，然后回过头考察它是可传授的还是不可传授的”。我们看到，《美诺》的开头直接延续了这个论题。《美诺》的写作时间很可能略晚于《普罗泰戈拉》。作者在这篇作品中探讨了德性的本性和德性教育的可能性、学习即回忆、知识与真信念的区分、假设法，等等。对话一开始就提出了“德性是不是可传授的”的问题（显然是承接《普罗泰戈拉》的话题），然后过渡到“德性是什么”的问题。对话人美诺先后提供了关于德性的若干界说，被苏格拉底一一驳斥。当苏格拉底提出要继续探究德性之所是的时候，美诺抛出了一个难题，即所谓“美诺两难”或“美诺悖论”：一个人无论认识某物还是不认识某物，他都不能探究它，因为认识者无需探究，而不认识者根本不知道要探究什么。为此，苏格拉底提出了某个版本的“回忆说”，并且通过与美诺的僮仆围绕某个几何学论题的对话来演示探究或学习的可能性，从而表明探究意味着回忆，亦即回忆起一个人出生之前灵魂先行认识的东西。结束了关于探究的可能性问题的讨论之后，对话人继续讨论“德性是不是可传授的”以及“德性是否属于知识”的问题，并且提出要采用几何学式“假设法”来进行论证。在论证中，对话者看似陷入了两个相反的观点：一方面，知识被说成是灵魂中产生正确指导的唯一因素，能够产生好的、有益的效果，而如果德性是灵魂中产生好的、有益的效果的东西，那么德性就是知识，另一方面，从不存在德性的专业教师这点推出德性是不可传授的，并且它不是一门知识。不过，随后苏格拉底修改了前面的假定，转而认为正确指导行为的因素不仅有知识而且有正确信念（或称“真信念”），由此他就可以说明，通常被认为有德性的人（尤其是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人）可能没有知识而只有正确信念。尽管苏格拉底表示知识和正确信念在指导行为方面的作用是一样的，但是他认为前者仍然是更有价值的，因为知识是稳固的，而正确信念并不稳固（也许指容易受到外在说服而放弃或改变想法）。只有通过关于原因（αἰτία，aitia）的思考而让正确信念“绑定”下来，它们才变成知识，而这个过程又被说成是“回忆”。【3】《美诺》结尾处苏格拉底的表面说法是，德性不是由于自然也不是由于传授而被人获得的，而是由于“神赐”（神的恩赐或分派）而被人获得的，同时，德性不是知识而是某种正确信念。这里所谓“神赐”并不像有些人解释的那样，体现了苏格拉底的敬神和谦逊，因为他在此承认了人的理性之有限性，而把德性在人类中的出现归功于神。实际上，“神赐”在语境中显然带有贬义，因为它被等同于非理性的灵感，算不上知识，不具有可传授性，而作者对这种缺乏理性的因素明显持贬斥态度。因此，当苏格拉底说德性可能是通过“神赐”被某些人得到，其中的意思决不能被理解为这些人是被神拣选和赐福的，是天选之子，相反，它应该被理解为，这些人具有德性完全是偶然的、碰运气的，并且是缺乏自我理解的，因而这种德性不具有真正的可靠性。德性仅仅是某种正确信念而且是以非理性的偶然方式被人获得的，这种观点与其说是柏拉图本人的严肃意思，不如说是他要批评的观点，这从《理想国》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其中柏拉图主张真正的德性归根到底是一种智慧或知识而不仅仅是正确信念，而那种可以跟知识分离的德性只不过是俗常德性，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德性或哲学德性。【4】哲学德性虽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学习而达到的（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有足够优秀的自然禀赋——这点对于熟悉柏拉图式精英主义的人并不陌生，尽管它在现代语境中受到许多批评），它在原则上却应当是可教可学的，而且柏拉图在《理想国》详细描绘了他的教育方案，不过此处不是详细说明这个教育方案的合适地方，读者可通过阅读《理想国》和相关研究文献来了解。柏拉图晚期关于自然（在人身上就是人的天资）、神（超自然的神圣力量）、运气、人的理性和情感、教育和政治体制等不同因素的作用有更复杂的描述，愈加超出了《普罗泰戈拉》和《美诺》所体现出来的视野，这点也是需要提醒读者留意的。历史上确实有人像玄奘法师对待佛典或者朱熹对待儒家经典的态度那样来对待柏拉图的著作，而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不必抱着信徒对于宗教圣典的态度来阅读它们，将其视为不可批评的“圣经”。然而，就算我们仅仅作为古典学问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也会发现《普罗泰戈拉》和《美诺》这两篇作品几乎每个字都有讲究，每句话都值得玩味，这就是真正的伟大经典作品的魅力所在。尽管柏拉图《蒂迈欧》中的宇宙论和其他自然科学内容早就被后世的物理学、天文学和医学超越了，同样，《普罗泰戈拉》和《美诺》关于德性和教育问题的讨论跟现代的伦理学、教育学和知识论相比也显得简单朴素，然而，这些古代经典在思想之原创性和直面问题之真诚性方面是许多后世作品无法与之媲美的。实际上，像《普罗泰戈拉》和《美诺》这样的作品在穿越两千多年之后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仅具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而且作为文学作品还能够感染人、打动人，富有教化意义，它们就像古希腊雕塑家菲狄亚斯的雕塑作品一样具有某种永恒的魅力。两篇译作所依据的古希腊文版本主要是John Burnet编辑校勘的“牛津古典文本”（OCT）版：Plato， “Meno”， in Platonis Opera，Tomus III， recognovit Ioannes Burnet，E Typographeo Clarendoniano，1903，St. II. pp. 70-100，而且译者在翻译和修订过程中参考了多种现代西文（尤其是英文）译本，其中最重要的是Bartlett译本：Plato: “Protagoras” and “Meno”，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interpretive essays by Robert C. Bartlett，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其次是下面几种版本：（1）AB译本：Plato’s Protagoras: Translation，Commentary，and Appendice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James A. Arieti and Roger M. Barru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2010；（2）Taylor译本：Plato: Protagoras，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C.C.W. Taylor，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repr. 2002；（3）Loeb丛书本（Lamb译本）：Plato II: Laches. Protagoras. Meno. Euthydemus， Greek text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R. M. Lamb，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4。译者偶尔参考的其他古希腊文、英文、中文、德文、法文版本将以参考文献形式列在书末，一起列出的还有若干值得推荐的研究性和注解性的文献。《美诺》初稿译出已逾十年，译者几月前修订时发现可改进处颇多，于是花了不少时间修缮。《普罗泰戈拉》译文是2021年初开始做的，断断续续花了一年多才译完。译者为两篇对话录添加了一些脚注、并提供了专名和术语索引以及几份附录（这些部分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绝不亚于翻译工作本身），包括：1、关于某些译名的讨论；2、《普罗泰戈拉》中讨论到的西蒙尼德的诗文原文和中译文；3、从色诺芬《长征记》II. 6. 21-29中摘录的关于美诺这个人的记载。感谢商务印书馆陈小文总编、哲社编辑室李婷婷主任对于本书出版的支持；感谢李学梅编辑的出色工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纬副教授在译文个别细节上给我提供了良好建议，特此感谢。古希腊哲学经典的翻译难度大，译者的水平也有限，因此译文中难免存在纰缪，欢迎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1] 《普罗泰戈拉》也译作《普罗塔戈拉》，《美诺》也译作《曼诺篇》《枚农篇》《米诺篇》，等等。
[2] “可传授的”（διδακτόν）也可以译为“可教的”。
[3] 以上关于《普罗泰戈拉》和《美诺》的内容简介，主要参考了译者本人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三版（网络版首页：https://www.zgbk.com）编写的关于这两篇对话录的词条解释。
[4] 关于俗常德性和哲学德性的区分，参看策勒《古希腊哲学史》第三卷，詹文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5—1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