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西林｜儒学学社的现代意义——西安外事学院本原儒学院成立致辞

西安外事学院成立儒学学社（本原儒学院），谨以此文表达祝贺与建议。

儒学学派的本源形态即教育团体。原始儒学最初的生存方式，即孔门师生以教育为依托的精神共同体。教育方式超出历史性变动的教育内容。孔门经世致用的具体主张已与现代人关系疏远，但经历数千年愈渐凸显的是这一教育团体的道体性存在。教育共同体成为社会发育的种子，它将包括血亲家庭在内的古代中国文明凝聚于教育为核心的社会组织方式中，并长期支撑着中国文明的发育机制。这是一种道体性质的古代存在。它具有人类普世性。古希腊罗马以教化（paideia）及其七艺教学区别野蛮与文明，教育同样成为人性（humanitas）之基。后世将儒学经学化，并依托科举而改变儒学的生存基础与普世的功能意义，儒学意识形态化成为儒学进阶政治统治的表征。其根本危害，即是对儒门存在性道体的遗忘与歪曲。儒门人格发育的为己之学演变为卖弄学问贷与帝王的为人之学，荀子与阳明批评儒学章句记诵演变为“口耳相传”之徒。这一批评，对于将儒学专业职业化的当代儒学研究仍是恺切告诫。

大学的儒学学社诚然需要学习儒学史知识，自然也会进一步浸淫体验儒学境界。但这一流行儒学研究方式需要自觉两个限定：一是现代人的生存世界及其问题，已与儒学的古代世界及其问题重大不同。二是现代学术即使以人文阐释区别于科学说明，但概念逻辑命题未能穿透儒学的发生处境，因而要求从语义概念转向儒学的本源活动状态。这一状态，即教育。儒学教育是对上述流行的儒学现代传播限定的本源性开示。

儒学教育不是当代职业技能大背景下传授知识的教育，也不是意识形态灌输教化。现代儒学教育毋需依傍儒门六艺科目或汉服唐装诸类流行文化，而应学习孔门以君子为目标的成人之教并对之实行现代转化；实习《论语》式对人格发育中言谈举止与行为事件的当下指点方式；其工作坊式讨论，是基于现实行为与仁义礼智信等儒学精神对照的反省交流。即事论理之谓也。一次有效的对谈不仅可以是切己的而且是深度的。它类似于后来禅宗接引后人的提撕对话，甚至直通康德现代性的自主启蒙。儒学的当代意义，不仅在于其命题思想的现代转化性，而且更在于这种基于人性善端的启发教育方式对改善当代教育乃至更深远意义的社会交往的示范适切性。大学儒学学社所复活的这种本源儒学的教育方式，也属于从人文角度重建人类知识发生园地与人性善端的时代性大工程，它是对已经占据人类知识命题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挑战的根本性回应。  

学习儒学不能仅限于阅读古典原著这一单一模式。现代人文阐释学的一个贡献，是摆脱了古代灌输教化的文本对象独尊地位，而揭示了对文本的理解根基在于阐释者，但并非系于阐释者的主观意志或主体性，而基于阐释者的深层生存经历所形成的视野与问题。它构成视野融合的基底与策动机制。阐释从而成为改变世界的实践行动的开端。这一表述更深的含义是，对彼时彼地古代文化的儒学的理解与运用，根基于此时此地的现代化文明。学习儒学乃是融合古今的实践行为。

这一结论，要求学生对自己直接的生活世界乃至更抽象间接而更广大的时代有处境体验，由此不仅激发问题意识，而且培植责任承担感。这也就是对儒学修齐治平的个体古典成长方向的现代充实与转化。因此，对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感同身受的现实感，以及使命责任感，是当代青年学子与周礼崩解时代矢志重建中华文化秩序的儒生精神相通对话的前提。儒学学社立足本时代而学习古典儒门风范，乃是激活与邀请召唤人文传统参与当代生存实践。儒学教育由此自然会从大学内部的风气建设与人格培育辐射向社会文化建设。经由儒学学社的内嵌，古代书院的以天下为己任人格气质便融入大学现代文明建设担纲者培养基地。

因此儒学学社是一个不仅坐而论道而且必须起而行之的实践团体。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晏阳初等躬亲推行的乡村建设，以及近年来赵法生等开展的乡村儒学与地区儒学教育，都是儒学介入现代化文明建设的范例。儒学教育对社会组织的实践承担，成为启蒙与教育社会，同时实现儒学自身现代性转化的必需方式。

前述对儒学流行态度的两个限定，正是儒学学社自我教育的转化目标。置身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视野中的实践性教育，古今世界的不同转化为视域融合，知性概念的知识理解转化为人性生存历练。这一转换不仅是儒学现代实践的成果，而且成为维系儒学教育生命力的前提条件。

但正是在此古今视野融合中，儒学表明了它对于更深层次的生产方式文明的依赖，以及对自身的反思性必要。生产方式的文明结构需要文化的自觉意识，文明并非无意识的自然进程，而需要文化意识的自觉与自由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依然对现实文明发生着批判性规范作用，然而，包括儒学在内的全部文化在当代乃是现代化文明基础上的文化，它无权僭越生产方式所奠基的文明，并且恰恰相反的需要接受现代化文明的筛选评估。儒学在此评估中不仅会提供对现代化文明的自觉反思与超越视野，从而成为现代化文明的自觉规范意识与选择性力量，同时也会一再显现被五四先贤所反思的反现代化文明方面，从而要求其现代性转化。传统文化并非外在的历史标记，也并非永恒不变的国族立场，而是中国现代化行动主体内在的视野见识、经验教训与更高选择的资源底蕴。大学儒学学社必须保持对生产方式文明的现实感，保持人类学文明的底线立场，而不可卷入文化意识形态的儒学文化主义。20世纪张扬民族文化传统的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也是中国现代化文明在弘扬儒学民族文化传统时需要汲取的历史教训。

因此，大学儒学学社前述两个限定的自觉性，需要更为清醒的辨识与持守力量。攸关重要的是辨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生产方式文明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中国百年现代化文明推进史上，曾经发生激进且暴烈的文化革命主义运动。这一晚近的运动将儒学作为革命对象，是一种激进的文化决定论。20世纪末叶开端的改革开放，正是从这种文化决定论转向生产方式奠基的文明立场，此后所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根本上也是文明论的成功。21世纪文化指导意义的突出，是现实文明错综复杂问题反思与调适的需要，但今日受到关注的儒学绝不是当初被打倒的意识形态的颠倒性复出，否则乃是以儒学为旗帜的文化革命主义再版。儒学史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学史的变迁，应是儒学学社必要的一课。其主要课题聚焦于儒学的现代转化，当代新儒学如张君劢所开辟的自由儒学、牟宗三与康德对勘辨析的良知良能的现代发展、李泽厚关于仁学情感在虚无主义危机时代的安身立命意义、杜维明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的成人之教、杨效斯与张祥龙等复兴儒学家庭社会关系，均是立足现代化文明问题处境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与思考承担。

西安外事学院儒学学社（本原儒学院）的事业，也是仁人志士不懈致力的目标。附上霍韬晦先生创办的享誉全球的香港法住学会的采访录《孔门原始儒学教育团契的现代意义》，其中特别提及原始儒学与法住研究院共同的民间自发性质，这也正是西安外事学院儒学学社可贵的性质。这一切合的境况与志向，在儒学教育团体主题的古今对照中，正可作为同道互勘勉励。

2024年5月19日

*《法灯》访谈录，《法灯》2005年6月15日。转载于陈明主编《原道》13集，首都师大出版社2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