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原儒学讲演录｜崔茂新：《论语》其书与孔子其人

主讲人：崔茂新 教授 （曲阜师范大学）

主持人：黄藤 教授（西安外事学院）

各位朋友，包括我们西安外事学院的老师和社会各界关心我研究《论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黄校长的介绍，但他对我的赞誉其实有点过奖了。我的《论语》研究并不是一个从业余到专业的过程，而是从我的专业领域逐渐游荡出来的。20多年前，我距离退休还有十年，当时我在想：如果我仅仅是在书斋里多出几本书，或者得到一些科研经费，那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在考虑十年之后我退休了，我该做什么？由于我在曲阜教书已经这么多年，我想为什么不把《论语》读透，然后以此为话题，广交朋友，这可能会是我退休之后不错的生活方式。到今天，我已经退休11年了，包括提前10年做准备，我潜心研读《论语》已经有20多年了。当然，我也读了其他许多书籍。

在理解《论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参考国内外的经典，以提升我们对《论语》的理解。学者实际上就是读书人，在西方大学里，优秀的学者不会被称为专家或名家，而是被称为“不错的读者”。比如康德的研究者可能会被称作“不错的康德读者”。因此，我20余年研读《论语》，我期待能够成为人们认为的“不错的《论语》读者”，这就是我追求的最高目标。

今天的讲座主题是“《论语》其书与孔子其人”，这与我目前正在撰写的《<论语>通识》中的一篇大文章相关。这篇文章至今还没有完成，但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写好了。我希望在这次讲座中，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理解，帮助大家在阅读《论语》时找到方向。《论语》共有516章，内容散见其中，我们需要提取其内在精神，分析其对中华文明的意义，并探索孔子独特的思想与人生。这是我个人读书的感受和体验，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要首先澄清，我个人不是儒学学者，也不是儒教的信奉者，我只是一个《论语》的读者。如果说我是研究者，那也是“原初孔学”的研究者。原初孔学指的是孔子与他亲炙的弟子们共处期间的思想。孔子去世后，弟子们除了编写《论语》之外的所有著述都不属于原初孔学，而是属于“七十子之学”。例如，《大学》《中庸》《孝经》都是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依据自己的理解编写的，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记载了苏格拉底的话，但整个结构是由弟子完成的。

那么，为什么我选择研究《论语》呢？因为关于孔子的记载在先秦时期就非常多。郭沂教授曾编纂《子曰全集》，内容超过百万字，而晚于孔子很多年的战国诸子的传记资料通常只有几十字到一两百字，与孔子相关的历史资料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孔子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轴心。然而，关于孔子的许多记录也存在真伪混杂的问题，需要我们具备辨析的能力，这也是读书的功夫之一。

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阅读中分辨真实与虚构。这就是为什么我将《论语》视为超越于中国经史子集之上的存在。把它归入四书是朱熹的工作，但作为21世纪的中国学者，我们应该超越朱熹，发现新的知识和意义，否则我们将辜负这两千多年来传承下来的中华文化和孔学传统，愧对孔子。

今天，我把《论语》视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文字的轴心，而孔子则是人物的轴心。这就是我对《论语》的研究与解读方式，也是我对这本经典的态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结论过于武断，那么我们可以从《论语》这本书的解读说起。关于《论语》的历史记载往往非常简短，包括《汉书·艺文志》中的一些记载，这些简短的记录让很多人不断引证。然而，仅靠这些记载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从《论语》本身出发，解读这本书的内涵。这意味着我们不能被关于《论语》的其他材料误导。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论语》本书的判断，应该主要基于《论语》本身，而不是其他历史记录或后人的言论。要判断他们的说法是否有道理，我们需要通过自己对《论语》的深度阅读和分析来判断哪些材料真实，哪些材料虚假。

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文本侦探学”。在我研读《论语》之前，我的职业生涯中曾经深入研究过《水浒传》，而关于《水浒传》的成书年代、作者和著作性质也没有明确的记载，这使得这本书的背景成为一个糊涂账。后来，我研读《论语》大约六七年时，我提出了这个“文本侦探学”的概念。这个灵感来自于华人刑侦专家李昌钰的工作。他在西方被誉为神探，因为他能通过观察犯罪现场的蛛丝马迹，准确地重构犯罪过程，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心理崩溃，而不得不当场认罪。

李昌钰的这种能力是一种极高的推理和判断能力，他通过细微的线索还原整个作案过程，比摄像头的记录还要准确。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们也需要这种能力。具备“文本侦探学”的能力，才能真正读透一本书，而不会被其他人的言论所误导。对《论语》的解读，我也是按照这种“文本侦探学”的方法来进行的。

通过这个方法，我们可以从《论语》本身出发，探索这本书的背景、编纂过程，以及其内容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而对于《论语》的判断，我们不能仅依赖于传统的历史记载和后人的解释，而是需要自己深入阅读，细心推理，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论语》的本质和它在儒学中的独特地位。

关于《论语》这本书是谁在什么时间段完成的，《汉书·艺文志》有一段记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皆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段话说明，《论语》记录了孔子在世时与弟子、时人的对话，而这些记录后来由孔子的弟子在他去世后共同整理成书。

这个解读是否合理呢？我认为基本符合，但并不全面。《论语》中的大部分内容确实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以及弟子之间的交流，但也有不少内容是对孔子形象的简短描述。例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描述了孔子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这显然不是孔子的话。此外，“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不是孔子的言语。这说明，《论语》不仅记录了孔子的言语，还记录了孔子在弟子心目中的行为和形象。

由此看来，《论语》的编撰过程涉及不同形式的记录。虽然《汉书·艺文志》提到“当时弟子各有所记”，但这并不意味着弟子们做了详细的笔记，更可能是一些弟子用笔记记录，而另一些弟子则依靠记忆。在这种情况下，记录孔子言语的部分则较为简短，但这些话对弟子的生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得以流传下来。

此外，在《论语》编撰过程中，孔门弟子可能还根据他们对孔子日常行为的记忆，进行了简短的描述。这表明，《论语》并非为了记录孔子的思想而编纂，而是为了保留孔子在弟子心目中鲜活的、具有巨大人性魅力的形象。因此，《论语》中的言语是孔子与弟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对话，以及与他们相与论学的记录。

这些言语与孔子的行事密切相关，因此不能将《论语》仅视为一系列格言，而应将其视为孔子生前行为的痕迹和记录。这种编撰方式使得《论语》成为理解孔子思想和行为的独特来源，因此可以确定，《论语》主要是由孔门弟子编纂的。

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论语》是由孔门的弟子和孔子的再传弟子共同编撰的，甚至认为是有若（即有子）和曾参（即曾子）的弟子编纂的。但我认为，这种判断与《论语》本身的证据不完全吻合。

首先，《论语》中的主要材料应该是在孔子去世后不久汇聚而成。如果时间跨度较长，这些零碎的材料很难汇聚在一起。即使能够汇聚起来，也不可能这么零碎。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材料往往会被合理化，加入更多的想象，变得更加结构化，就像是一段一段的思想语录。由此可见，零碎的材料与经过加工的思想语录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

例如，在《孟子》和战国时期的诸子书中，也有一些对话，但没有哪一部著作像《论语》这样体现出强烈的零碎片段色彩的性质。这就好比一个完美的花瓶被打碎，随后人们收集碎片并试图还原原本的样貌。阅读《论语》的过程也是如此，我们要通过这些零碎的片段，去想象孔子与弟子们之间的互动和思想交流。正因如此，我推断《论语》的主要材料是在孔子去世后不久形成的。

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首先，关于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心丧三年的记载，在《孟子》《礼记》等史料中都有提及，而且中外从无这样的先例，这说明心丧三年是一个历史事实。《论语》的整体面貌也印证了这个事实，因为书中许多内容都是零碎的，没有经过太多的加工。这也符合弟子在心丧期间整理材料的特点。

古代父母去世后，子女要服丧三年，意思是要披麻戴孝，并在墓旁待上三年。这叫服丧三年。孔子在颜回去世后，曾以对待儿子的方式处理颜回的丧事，那么当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也自然想到要将孔子当作父亲一样对待。因此，他们选择心丧三年，在孔子墓前守丧，并在这段时间内记录孔子生前的言语与行为，最终形成了《论语》的主体内容。

于是，弟子们发起了“心丧三年”的行动。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应该有几十位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来到孔子墓前守丧25个月，因为第三年只需要待满一个月就算完成了丧期。所以，实际上他们在孔子墓前待了25个月。

为什么叫“心丧”呢？因为给父母守丧是需要披麻戴孝、穿孝服的，但给老师守丧就不需要，可以穿便装和日常的衣服，这就叫“心丧”。

我们可以想象，孔门弟子几十人聚在孔子墓前呆了三年，他们难道整天大眼瞪小眼，什么事都不做吗？当然不会！于是，在这期间，他们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回忆夫子生前的音容笑貌，把平时与夫子相处时听到的话，或是夫子直接对他们个人说的话，汇聚在一起。因此，这些话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经过精简。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孔子说过很多话，弟子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只有某些话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话就被保留下来，但数量很少。

第二，在文字书写的初期阶段，整理出一万五六千字的著作是非常浩瀚的工程。而从孔子的一生中能够选出来的内容也是有限的，所以文本显得非常零碎。弟子们想保留孔子生前所说话的原貌，因此没有做任何的加工，这就导致了体例不一。有的内容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有的甚至是半句话，而且有的部分可能不知所云。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这种内容显得杂乱无章、淡流寡水。如果把一堆精美花瓶的碎片放在一起，如果你没有特定的穿透力和考古专家的眼光，很难把这个美丽花瓶的整体拼出来，更不用说如果你脑子里没有这样一个意识，自然不可能复原。所以，《论语》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孔子生前言语和事迹的碎片，而其中一些是孔门弟子对孔子日常行为的简短概括和总结。

例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是对孔子的一种概括总结。另外，如“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这也是对孔子行为的一种描述。

这就是孔门弟子们回忆起他们的老师在没有事的时候，“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那样舒展、那样活泼，充满生机。这应该是一种回忆性的情景，所以我认为，《论语》的主体应该是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汇聚成的基本材料。这是我们说的《论语》最初的编撰过程。

这个编撰过程中，有一个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子贡。孔门三杰之一的颜回在孔子71岁时去世，子路在孔子72岁时在卫国死于非命。因此，等到孔子去世时，最亲密的弟子就只剩下子贡了。子贡是非常有才能的人，他在经商、军事、外交等领域都有很高的能力，而且他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这个编撰过程。

据说，孔门弟子们在心丧三年结束时，大家一起与子贡相拥而泣，然后离开，但子贡却单独又待了三年。那么子贡单独待了三年是为了做什么呢？显然是为了整理众师兄弟汇聚的夫子生前的言行材料，根据他的理解来编撰和排列顺序。

为什么说子贡是这个编撰过程的重要角色呢？首先，《论语》记录的弟子中，子路出现的次数最多，而很多关于子路的内容是由子贡提供的。此外，关于孔子去世后的许多材料，也是由子贡提供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孔子去世前的七天，他曾经拉着拐杖在门口徘徊，感慨地说：“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听说了这个情况，立刻赶过来，孔子对他说：“赐也！尔来何迟也？”孔子对他说，他来得太晚了，随后大概告诉他一些话，提到自己做了一个梦，说自己是一个殷人，在两柱间，然后表示自己可能要死了。孔子还说：“天下其孰能宗余？”他带着一种惆怅和不舍，七天后去世了。

因此，民国时期的《论语》研究者翁中和认为，这可能是孔子在临终前向子贡托付身后大事。那么，孔子究竟托付了什么样的大事呢？他的判断是编纂《论语》。关于《论语》的编撰，有一个观点认为，孔子去世后，由子贡主持了《论语》的先期编撰，并成为整体的整理加工者。这个观点背后的逻辑是，孔子在世时最信任的弟子，如颜回已经去世，孔子只能依靠子贡来继承和传播他的思想。

至于有子和曾子的角色，一种说法是，孔子去世后，由于有若长得像孔子，弟子们怀念孔子，决定把有若放在老师的位置上尊崇，但曾子不认可，最后不了了之。这种说法带有一定的趣味性，外貌上的相似性可能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标记。不过，仅仅因为外貌相似，弟子们就会把有若放在那个位置上尊崇吗？像子夏、子由、子张这些弟子真的会接受吗？这值得探讨。

有一种解释是，有若在孔门中可能具有特殊地位，使得他在孔子去世后获得了特别的尊重。据翁中和的说法，有若是孔子的儿子伯鱼的授业老师。这说明了有若的重要性以及他在孔门中的位置。

有若与孔子年龄差距的说法众说纷纭，有的说少十三岁，有的说少三十三岁，还有的说少四十三岁。根据我个人的考证材料，我认为有若应该比孔子小十三岁。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孔子在五十四岁时开始周游列国，他并没有带走所有的孔门弟子，而有若留在了鲁国。

孔子在外游历期间，留在鲁国的弟子们的学业不能废弃，可能是自学或共学，但需要主事的人。考虑到伯鱼在家务事上需要帮助，孔子有可能托付有若主持留在鲁国孔门弟子的学业之事，关照伯鱼学业且帮助其打理家事。因此，有若可能在这段时间内承担了教学和管理的角色，这就解释了他在孔门中的特殊地位，也解释了他在孔子去世后为何得到弟子们的尊崇。因此，有若被称为有子，可能源于他在孔子周游列国期间承担了孔门及伯鱼学业主持的职责。这样，他在孔门就自然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和尊重。

在《论语》中的《颜渊篇》里，有一段关于鲁哀公和有若的对话。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回答：“盍彻乎？”哀公接着问：“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有若回答：“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段话让鲁哀公有些尴尬，直接指出了他在治理国家上的问题。

这种直截了当的应对方式，很可能是孔子去世后，鲁哀公在国家管理上遇到困难，希望寻求孔子这样的国老的帮助，但孔子已去世，所以他转而寻求孔门弟子中的其他人，而有若被选中。这个场景中的有若表现出了一种与孔子类似的气势与风格，这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接替了孔子的角色。

因此，我推断，在孔子去世时，有若可能已60岁，这个年龄与他的身份地位相符。他以孔子的风格来回应鲁哀公的提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若被尊称为有子。在《礼记》中也提到，有若的言辞与孔子非常相似，很多话与孔子的言论相近。这些都是有若在孔门中受到特殊尊敬的原因和旁证材料。

此外，关于曾参被称为曾子的原因，曾参比孔子少46岁，孔子去世时他还很年轻，只有20多岁。为什么曾参会被尊称为曾子？这可能是因为孔子的儿子伯鱼在孔子去世三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伯鱼的独子子思当时还是未成年。根据历史推断，孔子可能在临终前将孙子子思托付给曾参，指明他作为子思的监护人和老师。

因此，曾参不仅是子思的学业指导者，还可能是子思成长过程中的监护人或管理者。这也解释了《论语》中，特别是在《泰伯篇》中，对曾参晚年的一些记载，因为他在孔子的去世后承担了特殊的责任。这就是曾参被称为曾子，以及他在孔门中的地位的重要原因。

《论语》关于曾子的一些文字记载，应该是子思在后期增补的。在《学而篇》第四章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以及在第九章中的“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些都是子思增补进去的例子。孔子临终向曾参托孤子思的观点，有学术界支持，认为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在《论语》中，有一句话可以支持这一点，那就是：“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这暗示了孔子将子思托付给曾参的历史事实。这个推断为什么有可能？曾子在这里提到，君子能承担管理一个百里之地和照顾未成年人的责任，这显示了他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和自豪感。这句话有“夫子自道”的味道，这可意味着曾参自信地承担了托孤的责任，子思尊崇乃师而将其言增补进《论语》。

《论语》是一部与一般史书不同的经典，它在历史真实性方面甚至比一般史书更高。这是因为编写史书需要按照作者的想象把材料连接起来，这种连接过程可能涉及主观的想象和创造，从而导致史实的不准确性。相比之下，《论语》记录的孔子的言行片段没有经过加工，这种原始性使它的历史真实性超越其他史书。

《论语》的内容中，有长的篇幅，也有短的仅有四五个字的片段。这种不加修饰的记录方式，不太可能是人为的刻意加工与合理想象。因为要根据个人意志编排一本书，通常不会采取如此零散的方式，这也证实了《论语》的历史真实性。因此，不能将《论语》视为简单的语录，它实际上是孔子生活中的碎片汇聚在一起，展示了孔子与弟子们的生活和共同学习的状态。

《论语》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重大作用，不仅因为它成书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孔子和弟子们共同学习和生活的文化原生状态。我将这种未成书前的状态称为“生态《论语》”。“生态《论语》”指的是孔子从出生到他73岁去世期间，孔门弟子与孔子共同生活的实际状态。这是中国历史上孔子影响力的重要来源。

“生态《论语》”是《论语》成书之前的状态，它代表了孔子在世时与弟子们的互动，以及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深刻的影响。《论语》作为这种文化原生态的碎片之回忆，使得其书具有了超越一般经典的真实性和活力，成为了解孔子及其弟子们生活和思想的珍贵资料。

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不仅仅来自《论语》的成书。早在孔子三十岁时，他就开始办学和从政，甚至在二十多岁时就以知礼而闻名，开始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而孔子在三十岁到七十三岁的四十三年间，培养了大量的弟子，传说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虽然这个数字可能夸张，但孔门弟子从几十到几百是无疑的。

不仅如此，孔子在此期间还与许多闻人、名贤以及各国的诸侯、大夫打交道，扩大了他的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孔子的巨大历史影响力已经形成。因此，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感到有必要保留他的言行举止、日常生活中的音容笑貌，于是他们汇聚了孔子的言行碎片，形成了《论语》这部书。

《论语》是中华历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它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稍微类似的对比，那就是美国费城制宪会议，经过116天的讨论制定了美国宪法。而《论语》则是在孔子去世后，孔门弟子们汇聚了孔子生前的日常生活记录，形成了这样一部15,000字的伟大文献。在当时，能够写下这么多文字的确是一个浩瀚的工程。要知道，《老子》仅有5,000字，《中庸》大约3,000字，而《大学》更是只有1,000多字。

因此，《论语》是孔门弟子用来记载他们生活经历和对孔子的理解的伟大工程。孔门弟子在《论语》成书后，可能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新的关于孔子的材料，于是有了一些关于“子曰”的记载。然而，与《论语》相比，这些“子曰”的记录的真实性需要打个折扣。只能依据《论语》本身的内容做参照，才能辨别并判断其真实性，因为这些可能是后人根据自己的理解而想象出来的，或者借孔子之名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论语》因为它记录了孔子真实的生活和言行，它具有经、史、子三重属性：一方面它属于经典，因为它展示了人类的根本性大道；另一方面它又是史书的源泉，因为它记录了真实的历史事件；同时它又是子书，因为它汇集了孔门弟子们的话语。它以微型子书的形式存在，但它所含的信息量超越一般的子书。

尽管《论语》被归入四书、五经、九经、十三经，但这些分类并没有凸显《论语》在中华历史上的独特位置、独特经历和独特成书方式，由此掩盖了《论语》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的特殊重要地位。这是我关于《论语》的一些理解。

接下来我们谈到孔子其人。文本侦探学的目的是通过深入解读文本来揭示书中的内容。因为《论语》记录了孔子生前的一些片段，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论语》来了解孔子其人。然而，《论语》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写作。孔门弟子想要留住孔子的形象，但他们没有写孔子传记的经验，也没有相关的先例。在那个时候，没有传记文学的传统，甚至天子、诸侯、大夫也没有传记。

尽管如此，孔门弟子编撰《论语》已经超越了前贤，因为他们记录了孔子的言行，保留了孔子的形象。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孔子世家》，这是最早的系统性孔子传记资料。然而，这本传记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依赖于《论语》的记载。因此，《论语》是孔子的生命形象的碎片式历史记录，而不是传统的传记。

因为《论语》是一系列关于孔子的言行片段，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判断孔子的生平、行为和思想。然而，这也带来了问题。孔子生前影响巨大，他的思想和为人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孔子的生平、行为和事迹的各种说法逐渐增多。这反映了孔子的影响力以及围绕他的文化风尚。

因此，我们需要区分真实的孔子与后人赋予他的各种传说。在《论语》之外，孔子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通过不同的方式被后世解释和再创造。这使得关于孔子的各种说法愈加多样化。要理解孔子其人，我们需要以《论语》为基础，通过深入分析与研究，找到可信的历史依据。这是探索孔子其人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关键点。

《子曰全集》一百万字就是这样形成的。从战国到秦汉时期，关于孔子和“子曰”的故事流传甚广，其中包含了许多民间传说。例如，相橐七岁就可以当孔子的老师、《两小儿辩日》中两小儿为难挑战孔子等。这些故事丰富了孔子的形象，但我们需要通过《论语》来寻找孔子最接近原始的真实形象。

我们如何辨别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呢？《论语》记录了孔子生前的言行片段，因此可以把孔子本真的生命过程看作是石碑，而《论语》的文字记载则是石碑的拓片，保持了原始的状态。《论语》之外的“子曰”或曰“论语类文献”（郭沂创造的一个词）的文字之真伪，应依据《论语》本身来加以辨析和判断，关于孔子其人的讨论，不能被一些传说所迷惑。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论语》是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三年内汇聚编撰的，那么孔子生命中任何重大事件都不可能被遗漏，因为编撰过程不是一个人的工作，而是众人共同参与的。因此，即使无法系统完整地记录，但重要的事件、人物应在《论语》中有所体现。如果孔门弟子在几年的时间里相互讨论中没有提及的事件，可能就不是孔子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这种逻辑上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孔子其人。关于孔子生平的许多传说，很多都是后来的道家或其他学派的虚构，与历史事实不符。

举例来说，《史记》中提到孔子向老聃（即老子）问礼，但这很可能是道家的虚构，并非真实的历史事件。

《论语》中没有提到孔子向老聃问礼的事件，而庄子的作品中多次描写孔子向老聃请教。这种描写可能是庄子为了体现道家的思想而故意安排的情节，以抬高老子，贬低孔子。在《庄子》前32篇中，孔子被描绘成谦卑地向老聃请教，老聃则不留情面，甚至不尊重孔子的人格。

这种描述方式可能是道家为了强调自己思想的独特性，而故意设计的情节。通过这种方式，道家试图将孔子放在低于老聃的地位，以提升道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位置。然而，这种描述可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因此，在谈论孔子其人时，我们需要依靠《论语》这本书，避免被大量传说所迷惑，并以《论语》为基础进行辨析。这是文本侦探学的一种应用方式，通过仔细分析来揭示孔子的真实形象。

在《庄子》前32篇中，主要内容是对儒墨两家的批判，这是前32篇的主调。但到了《庄子》的最后一篇《天下篇》，它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学术思想史著作。这一篇将所述的历史分为两个时段：即古之道术时代和“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后的百家时代。在古之道术时代，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等代表了这个时期的道术。而体现这些道术的文本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

然而，“古之道术时代”竟然没有具体的人物列表，而在“今之方术时代”，即百家之学时代，庄子罗列了七家：第一家是墨翟、禽滑厘，第二家是宋钘、尹文，第三家是彭蒙、田骈、慎到，第四家是关尹、老聃，第五家是庄周本人，第六家是惠施，第七家是公孙龙。令人奇怪的是，在百家子学中竟然没有提到儒家。尽管在前32篇中，孔子经常受到老聃的批评，儒、墨成为批判的靶子，但在《天下篇》中却对儒家或儒学讳莫如深。甚至没有提到孔子的名字，这实在太奇怪了。

这个现象引人深思。如果孔子确实向老聃问礼，那么按时间顺序，他应该在老聃之后被提及。然而，这里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这让我们对这个现象的背后逻辑产生了疑问。在我看来，依据该篇提出的内圣外王之道被后人认为是儒家理念，依据其把六经作为古之道术的文本体现，依据其对古之道术的人物承担者圣人和心系仁、义、礼、乐的君子的描述，则可以确切地断定，在撰写天下篇的庄子心目中，孔子确定无疑地是古之道术时代的人，而却把前32篇中孔子屡屡向其请教的老聃，明确作为今之方术时代百家之学当中的第四家的代表加以评述。从这个意义上看，孔子向老聃问礼的传说可以确定是庄子为了抬高自身而虚构的寓言故事。为什么《天下篇》没有提到孔子？因为如果提到他的名字，就必须将他放在古之道术时代，这与前面描绘孔子谦卑向老聃问礼的描述发生了冲突。为了避免这种冲突，庄子选择了对孔子和儒家讳莫如深。

另一个是关于孔子诛少正卯的问题。《荀子·宥坐篇》中提到孔子在担任大司寇七天后处死了少正卯。这一事件被后世批评孔子的“批林批孔”运动所引用，认为孔子“口讲仁义道德，实际上杀人不眨眼”。然而，阅读《论语》会发现，孔子对一切杀戮行为持排斥和禁止的态度，这与后世传说中的形象相矛盾。因此，通过《论语》来辨别这些传说的真伪至关重要。

在《论语》中，季康子曾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孔子反对以暴力来治理国家，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不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这表明孔子坚决反对使用杀戮来实现政治目的。他认为，统治者应该用自己的德行来引导人民，而不是依靠行政命令和严刑处罚。这与《荀子》记载的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荀子·宥坐篇》提到孔子在担任大司寇七天后处死了少正卯，但《论语》中，孔子对于一切杀戮行为都非常排斥和反对。孔子认为，用德行和礼仪来治理国家，可以使人民感到羞耻并遵循道德，而使用暴力只会导致人性的堕落。

此外，孔子提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这句话体现了孔子的仁爱思想，他相信通过长期的德行教育可以消除残暴和杀戮。因此，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与《论语》中的孔子形象不符，这表明这可能是后世的虚构传说。

至于孔子曾担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国相事、主持夹谷之会等传说，也值得怀疑。历史上，鲁国真正掌握大权的是季氏，孔子即便代理国相事，也没有生杀大权。夹谷之会的故事可能是后人夸大其辞的传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外，即便孔子有过这些权力，也不能确定他曾经诛杀过少正卯。

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及《论语》对孔子的反杀戮态度，孔子诛少正卯的故事可能是历史上的冤假错案。要确定真实的历史事件，我们需要依靠《论语》及其他可靠的史料，而不是被后世传说所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