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涛｜本原儒学与自由儒学——在本原儒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很高兴，也很荣幸被聘任为本原儒学院的院长。从此以后我们要开始至少五年的合作，来共同推动本原儒学的研究。今天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也许未来我们看它是一个不普通的时刻。那这预示着，我们将把儒学研究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

我想谈两点。第一点就是儒学的返本，第二点就是儒学的开新。

为什么要谈儒学的返本呢？其实我们从儒学史上来看，每一次儒学的发展，它都是要返本，返到本原，返到源头。不管以什么的形式，它都要返到本原、源头。那么今天，我们儒学的一个开新，我们儒学的发展，也是要返到本原去。返到本原是什么地方呢？返到本原就是孔子的时代、孟子的时代、荀子的时代，也就是我们说的轴心时代。

孔子创立儒学，提出两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仁”强调内在的一面，“礼”强调制度的一面。孔子其实是想用“仁”和“礼”的统一，建构一套当时的儒学思想体系，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但是囿于当时的条件，这个任务并没有真正的完成。作为一种倾向于平等性的“仁”和侧重于等级性的“礼”之间，它们始终存在着张力和矛盾。

从孔子之后儒学的分化，也是按照“仁”和“礼”的这样一个路径往下发展。孟子主要发展了儒家的“仁”学，他提出了“性善论”，提倡仁政、王道、民本等一系列思想。荀子则主要发展了儒家的“礼”学，他提出了“性恶性善说”、“隆礼重法说”等等一套的思想，试图建构一套当时的政治秩序。孔子之后的儒学发展，“仁”和“礼”不仅没有统一起来，反而分化更为严重。以后的儒学发展始终也是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始终讲儒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仁”和“礼”的关系问题。

但是从唐代韩愈提出道统论以后，我们基本上是把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看成是儒家的正统，而把孔子之后子夏、子弓、荀子这一脉看成是异端。荀子在明代的时候甚至被请出了孔庙。宋儒“荀子才说性恶，大本已失”成为了一个定论。这导致：内圣强，外王弱。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个成为了儒生的一个常态。

虽然说到了清代以后，很多儒家学者试图要为荀子正名，试图把荀子重新纳入到儒家的思想谱系中来，这个任务始终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今天到曲阜，不管是大成殿还是东西两庑中，都没有荀子的牌位。所以最近几年，我提出了新道统、新四书。其实就是要重新来返本，正本清源。如果我们以根源的文化生命，以仁、礼为儒学的核心内容，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孟子有所失，荀子有所偏。我们今天恰恰是要重新继承孔孟之道和孔荀之制，打通二者的联系，重建当代的儒学思想体系。

那从这儿来讲的话，我提出的新道统、新四书。新道统，当然我是以仁义为儒家的核心理念，但是我在仁义的理解上和韩愈、朱熹以来有很大的不同。我说的这个仁义里面，包含了孟子所说的“居仁由义”和荀子所讲的“处仁以义”，实际上就是“由仁而义”和“由义而仁”的这样一个内在的思想体系。由这样一种道统观念来衡量的话，我认为能反映早期儒家精神的就不是我们传统所讲的四书、旧四书，不是我们说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这个四书，而应该是《论语》《礼记》《孟子》《荀子》的新四书。《大学》《中庸》本来就是来自于《礼记》，现在我们把它可以返归于《礼记》中去。而在新四书体系中，“统合孟荀”就成为了我们关键的理论问题。

怎么把“统合孟荀”，把孟荀的思想重新让它统合起来，这是我近些年思考的儒学的返本问题。我也有相关的学术著作出版，最近一两年思考更为深入了。但是仅仅是返本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还是要开新。因为我们面对的儒学，尤其是关于本原的儒学和我们现代之间，有一个古今之间的巨大的鸿沟。所以说，我们如何来越过这个鸿沟，重建当代的儒学思想体系，这是我面临的更大的一个理论的挑战。

所以在大概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提出了自由儒学。自由儒学就要吸收当代最核心的价值观来重建儒学思想体系。我提出自由儒学以后，很多学者也在质疑，儒家里面讲自由吗？我是认为，在本原的儒学中，儒家有自由的维度，但是没有充分的发展起来。秦汉以后帝制时期的儒学，不仅不讲自由，自由反而被扭曲、被异化。所以我们要恢复儒学本原的生命力，当然要从自由儒学讲起。

“孔门之学，求仁之学也”。我们来仔细分析孔子所说的“仁”具有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成己爱人，要求把我们的道德境界向上提、向外推，承担起对他人的责任和义务。第二个是“克己复礼为仁”。“复礼”是建构一套好的政治秩序，这套好的政治秩序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混乱，保障了人基本的利益。所以它也可以称为“仁”，这是一种政治化的“仁”。但是孔子也好，到以后的荀子也好，他的这套政治秩序，基本是一个科层制的，或者说是等级制的。但是我们注意下，孔子说的“仁”，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以“忠恕”为仁，以“推己及人”为仁。那么在这个维度中，我们认为，儒家的仁学中包含着自由的精神。为什么要推己及人呢？那就是承认我所具有的，我个人的愿望欲求，也是他人所具有的。所以说，我想要得到的，也让他人去得到，我不想被这么对待，也不能去这么对待他人。

如果说成己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仁”，主要是在一种人伦关系、君臣父子人伦关系展开的话。以“忠恕”为仁，是在一种天伦的关系下展开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展开的，是在一个人面对绝对者的一种关系下展开的。在人面对绝对者的关系下，就是在面对天和天道的时候，人的角色关系消隐或者说处于第二位，人的一种普遍性被呈现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它有自由的维度。什么是自由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服从于一种普遍的法则，这就是自由。

我们来看郭店竹简中，恰恰这样一个维度被呈现出来了。在《成之闻之》中讲，“天降大常，以理人伦，制为君臣之义，著为父子之亲”。它讲的天降下的“大常”就是忠恕之道，就是讲的推己及人，这是一个更高的法则。至于是君臣父子夫妇的人伦关系，它是第二位的，它服从前一种法则。在《尊德义》中也讲了“察诸出，所以知己，知己所以知人，知人所以知命，知命而后知道。”

“察诸出”，我反求出我的内心，我看我内心的一个表现，那我了解我自己，我知道我希望什么，我不希望什么。我了解了自己的同时，我就了解了他人。为什么呢？孔子讲了“性相近”，人性中有一种普遍的东西，也就是孟子讲的“心之同然”。心之同然是什么呢？是义也，理也。我由知己到知人后，我就知命，命就是一种普遍性。知命我就知“道”了，知“道”然后知心。

所以在早期儒家中，自由的维度是存在的。只不过，秦汉以后，儒家的“五伦”被压缩为“三纲”，相对的一种伦理关系被转化为一种绝对的、单方面的伦理义务。这里自由的精神丧失殆尽了。所以到近代以来，康有为他们提出要破纲常名教，实际上他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破除以后向何而走，当然是要回到儒家以忠恕为仁这样的一个维度中去。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些年来提倡自由儒学的用意所在。

我们也在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学术讨论，但是体系很不成熟，也很不完善。这里面还涉及到了我们如何去吸收西学、吸收西方近代以来他们在自由问题上的思想，同时又能内在于中国文化，内在于儒家思想的理路中，把自由的精神如何重新展现出来。传统儒学存在纵向秩序强、横向秩序弱的缺点。我们今天的自由儒学，恰恰是要在横向秩序上讲纵向秩序，为纵向秩序建构横向秩序的保障。横向的秩序就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

2024年5月19日

作者简介

AUTHOR'S PROFILE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担任孟子研究院秘书长，“荀子与赵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孟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荀子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担任《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委，出版《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孟子》《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儒家道统说新探》《“亲亲相隐”与二重证据法》《新四书与新儒学》等，其中《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获多项人文社科奖。

排版：李志萍

初审：曲经纬

终审：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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