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原经典会读】黄裕生：《理想国》之“美德伦理学”的新困境

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看来，人之所以生活于城邦共同体里，乃是因为人们相互需要。而人们之所以相互需要，则是因为每个人在能力上都是有限的，无法完全靠自己来满足与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们需要分工合作。而每个人的能力都基于每个人的禀赋或天性，这种天赋是既定的、现成的。所以柏拉图说：“人性好像铸成的许多很小的钱币，它们不可能成功地模仿许多东西，也不可能做成许多事情。”也就是说，每个人身上的禀赋乃到整个人性都像是已被铸成的钱币一样，是现成的，被给定的；同时，每个人身上的这种人性都像小钱币只能购买一个东西一样，每个人凭自己的天赋也只能专门做好一种事情或一种行业，而不能身兼多职。

既然每个人都天生只最适合于做一种事情，那么在最好的国家里，每个人也就都只做一种职业，所以在那里：“鞋匠总是鞋匠，而不在做鞋匠之外，还做舵工；农夫总是农夫，并不在做农夫之外，还做法官；士兵总是士兵，而不在做士兵之外，还做商人，（其他行业）依此类推。”这意味着，最好的城邦，也即正义的城邦，就在于城邦里的每个人都处在基于其人性禀赋而该在的职位上。简单说，最好的城邦是阶层固化的城邦。

那么，哪些人适合哪些行业呢？这首先涉及对人的分类或分层。对人的分类的根据又是什么呢？这根据不出于人自己，而在神那里。柏拉图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论证）人类分层的根据如何出于神：

“生活在同一城邦里的人们虽然彼此是兄弟，但神在铸造（赋形/formte）他们时，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使这些人有能力成为统治者，并因而是最宝贵的；在辅助者（军人）身上加入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铁和铜。但是，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复杂，不一而足。所以，神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看护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自己的孩子心灵混入了废铜烂铁，他们决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中；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中间去。”

在这里，根据这种赋形，人被分成三个等级：一个是灵魂被神注入黄金的人组成的阶层，一个是灵魂被注入银的阶层，再一个是灵魂被注入铜或铁的阶层。他们分别组成国家的统治者、辅助者（士兵）与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人天生有唯一合适于自己的阶层职业，或者说，每个人有自己天生要去承担和成就的阶层职责。因此，不管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是“自然”或神钦定的。如果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天生的位置，那么，这个他天生要去承担的阶层职责与要去成就的阶层职业，就是他的天位。这里，虽然每个人究竟成为好人还是坏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命运”，但是，他在人世间究竟适合于做什么职业，应该扮演什么阶层角色，则是天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又都有“必然的命运”。那么，这样的“命运”与被柏拉图否定了的“神话神学”所主张的“命运”有何不同呢？

我们首先要特别指出的是，柏拉图这里实际上采用了“还原（回溯）论证”这一理性方法去论证神的赋型说：人类为了能生活下去这一现实需要，必须进行分工合作，因为每个人光靠自己都不可能满足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各方面的需要。但是，分工合作要真正能发挥相互满足、相互补缺的作用，显然要以合作者拥有不同的技能与擅长为前提。而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技能与卓越，显然不可能由人自己决定，而只能由高于人的神或“自然”决定的。正是由于神或“自然”给予个人以不同的禀赋，人们才能成就不同的卓越与擅长，从而胜任不同的阶层职业，并因此归属于不同的职业阶层。神或“自然”借此也就把不同个体锁定在不同的阶层上，使个体在职业阶层上被抛入了由神预定的遭遇之中。

 这里，神预定的命运是通过“还原论证”这种理性方法得到揭示和说明的，因而（在柏拉图哲学里），它是合理的、可信靠的，并且是可知的。我们可以把这种新的必然性“神命”视为“理性神学”确立的一种命运。于是，人刚从“神话神学”叙述的命运中解放出来，又马上陷入了“理性神学”设置的命运之中。

表面上看，在这种由“理性神学”揭示的命运中，被决定的只是每个人的职业阶层，而与一个人的伦理德性（美德）无关，因此，这种新的命运说并不对伦理世界构成难题。但是，实际上，这里的职业阶层的划分是与伦理德性紧密相关的。

我们且来分析四大美德的排序问题。就四德而言，按价值的优越性排序，它们依次应当是：智慧、正义、勇敢、节制。智慧是最高的德性，因为它知道善（好）本身而能够知道对每个人而言如何才是好（善）的。换言之，智慧因认识了善本身而能够知道如何才是每个人应该在的位置，以及如何才能保障每个人各就其位。而使每个人都能各就其位而各安其职，就是正义本身，也是每个人的正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唯智慧能保障正义。不仅如此，也只有智慧才能知道何为勇敢与节制，勇敢才不会成为鲁莽或残暴，节制才不会成为苦行或自虐。所以，智慧不仅能因保障了正义而包含着正义，而且也因保障了勇敢与节制而包含着勇敢与节制。所以，智慧在逻辑上与价值上都优先于其他美德。而正义之所以排在勇敢与节制前面，是因为就正义首先是使共同体里每个人各守天位而言，正义必定要包含勇敢与节制，因为只有使该勇敢的人勇敢，使该节制的人节制，共同体里的每个人才能各胜其职而各守其位。所以，正义高于勇敢与节制。最后，勇敢之所以高于节制，是因为节制必定被包含在勇敢之中，没有能节制各种私欲的美德，必难临危而不逃，见利而不屈。从实践的顺序而言，培养节制也许是修德的起始步骤，所以，节制必定被包含在其他三德之中。但是，作为修德的起点，并非意味着节制是最基础的与最优先的，而只意味着它是最初级的。

与四德的高低相应的是城邦（国家）里的三个职业阶层，那就是最高统治者阶层、辅助者阶层与生产者阶层。真正的统治者应当具有智慧这一最高美德（德性），否则是不正义的，因为有其位而无其德乃违背了神定的秩序。最高的位理当有最高的德。而由于智慧包含着其他三种美德，因此，统治者也拥有正义、勇敢与节制这三种美德。所以，真正的统治者因拥有智慧而拥有完整的美德。作为第二阶层的辅助者应具有的美德是勇敢，因为他们承担着护卫国家安全的职责。而就勇敢要以节制为前提而言，拥有勇敢美德的辅助者也拥有节制这一美德；而就辅助者拥有了勇敢这一美德而能在其天位守其天职而言，他也就拥有了正义这一美德。所以，真正的辅助者拥有勇敢、节制与正义这三德。生产者应有的美德是节制，因为他们需要训练出卓越的生产技能，以生产出尽可能好的产品，而卓越技能的培养与形成则需要节制而专注。这里，就生产者拥有节制美德而能就其位胜其职而言，他也拥有正义这一美德。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共同体里的不同职业阶层不仅拥有的美德的级别不一样，他们拥有的美德的完整性也不一样。最高统治者拥有的美德既是最高的，也是最完整的；辅助者次之，生产者则拥有最低、最少的美德，也可以说，最低阶层者最缺德。不仅如此，就自觉度与主动度而言，只有统治者的美德是真正自觉与主动的。因为只有统治者才能认识到善本身，也即那最高目的本身，因此，只有统治者才拥有，或者至少是统治者最先拥有关于善本身的知识，而只有在这种知识的光照下，才能显明各美德的标准与界限。在这个意义上，除了统治者是依照自己的知识修德外，其他阶层都只能在统治者的引导、安排下修德进业。简单说，其他阶层都只能“跟着做”与“照着做”。比如，正义虽然与节制一样存在于所有的职业阶层，但是，对于统治者说，正义这一美德首先就意味着能够使所有其他阶层者各就天位；而在辅助者与生产者那里，正义则首先意味着各认其位而各尽其职。

 概括地说，不同职业阶层应当成就的美德各不相同，因此，不同职业阶层能够拥有的美德也各自有别。这种不同展现为三个方面：1.美德（德性）的层次有别；2.美德的完整性有别；3.美德的自觉度与主动度有别。作为最高职业阶层，统治者应当拥有、也能够拥有的美德是最高级、最完整、最自觉的美德。而作为最低级的职业阶层，生产者应该拥有与能够拥有的美德是最低级、最不完整、最不自觉的。

于是，我们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伦理学”里可以引出几个值得关切的结论：

（一）虽然从整体上看，人类可以成就四德而有四德，但是，对于个体而言，则并非所有人都与四德有关。辅助者与生产者便与智慧这一美德无关，至少他们身上主要的美德不是智慧，而分别是勇敢与节制。

（二）因此，不同的职业阶层几乎等同于不同的“德性（道德）等级”。归属不同的职业阶层，也就意味着归属不同的“德性等级”。

（三）但是，我们知道，每个人的职业归属都是由神的赋型决定的。于是，我们进一步发现，每个人的“德性等级”实际上也是由神决定了的。神在分配人的职业等级时，同时也就分定了人的道德等级。这等于说，如果每个人在职业阶层上有神定的命运，那么每个人在道德前程上也有相应的“神命”。

在这里，虽然在做具体的“好事”或“坏事”上，成为“好人”或“坏人”上，每个人还有自己的自主空间，而不像在“神话神学”里那样，连这个自主空间都没有。但是，每个人一生能做出多大的好事，能成为多好（完善）的好人，则是被预先排定的，因而都有先定的限度。生产者阶层不可能也不应该修出智慧与勇敢的美德，他能成就与应成就的“好人”就是成为有节制的人；他能做的和应做的“好事”就是造就精湛技艺，以生产出尽可能好的产品。简单说，正如每个人的人性与天赋是被给定的而是现成的一样，每个人一生都有先定的道德等级与道德前程。

但是，如果人的道德前程是被预定的，因而人的进德空间是封闭的，那么，人也就不可能为自己全面的道德改善而努力，也无需为此努力。至少对于绝对多数的人是如此。换个角度说，绝对多数的人不需要、也不可能为社会共同体全面的道德改善负责。因为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成就诸如勇敢、智慧这类美德；他们能自我成就的道德（美德）空间被锁定在节制与被动正义之内，因此，他们没有责任甚至没有资格去努力培养勇敢、智慧这类美德。换言之，他们无需、也无法去克服自己与他人身上诸如懦弱、胆怯、奴性、愚昧，总之与智慧和勇敢相反的那些品格缺陷。因此，他们无法为自己身上的缺德——道德（德性）不完善负责。

如果说“神话神学”的命运说卸掉了人类恶行的伦理责任，那么“理性神学”的命运说实际上一方面卸去了多数人自我改善全面的伦理德性的责任，另一方面却强加给少数人一个无法承担的伦理责任——全面改善伦理共同体。这是以“理性神学”为基础的“美德伦理学”重又陷入的难题。                             

实际上，在苏格拉底-柏拉图这里，伦理学不仅以“理性神学”为前提，而且以一种“无视角知识”（存在论知识）为基础，后面这一点一直规定着包括亚里士多德在内的整个希腊实践哲学的思考。但是，这种“存在论知识”并没有能帮助他们真正克服新的难题，相反，它与“理性神学”一起造就了新的命运说。

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理想国》第十卷来揭示这一点，不过，我们将在下一次的本原经典会读活动中来完成这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