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在西安外事学院成功举办
2023年12月22日至24日，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在西安外事学院召开。本次论坛主题“本原之问：根据与理由”，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和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四十余名学者参加这一会议。
本原文化的概念涉及对“绝对”与“普遍”价值的深刻觉悟和主动承担。在历史的长河中，华夏、希腊、希伯来和印度文化被认为是最早开启并发展了本原文化的文明，因而被称为本原民族。这些文化不仅在思想、哲学和宗教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自觉地承担起了推动世界普遍价值和历史发展的重要责任。中华民族作为本原文化民族之一，在近代以来特别是在与西方文明世界的交流与碰撞中，面临了独特的现实处境和文化命运。这个命运不仅体现在中华文化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上，还体现在它与其他本原文化，特别是由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融合而成的西方文明世界的相遇上。这种相遇迫使中华文化面对并交流其他本原文化，寻找与之融通的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究本原文化的意义和今天的使命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通过理解和反思各个本原文化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并为现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和理解提供重要的视角和启示。
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代表着对之前三届论坛（2017年首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2018年第二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和2019年第三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的延续，也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和重要的历史节点。这个论坛的召开，特别在经历了因疫情导致的中断之后，显得尤为重要，它标志着学术界对本原文化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承诺。
此外，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本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探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这个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不仅对参与的学术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本原文化探索的整个道路产生深远影响。通过这一平台，学者们可以更加系统地进行交流和研究，共同推动本原文化理论的发展，并探讨其在当代世界的应用和意义。
—— 开幕式 ——
在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开幕式上，由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马寅卯担任主持人。马寅卯教授向所有到场的师长、新老朋友及学者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开幕式上，马寅卯教授邀请了几位重要嘉宾发表致辞。其中包括西安外事学院的理事长和校长、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的名誉院长黄藤，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的秘书长、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的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员詹文杰，以及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主任、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的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这些嘉宾分别就本原文化的意义、历史和未来方向等议题发表了致辞。
西安外事学院理事长、校长，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黄藤对本届论坛的参会嘉宾表示了热烈欢迎。他提到，疫情前他们的学术活动是正常举行的，吸引了许多学者参与和发表重要报告。然而，三年的疫情不仅影响了学术活动，也影响了人们的相聚。黄藤校长回顾了这几年由黄裕生教授领导的学术团体在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领域所开展的众多活动，包括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成立的本原文化研究中心，所举办的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和对话。他还介绍了西安外事学院在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领域的努力，包括学术课题研究、学者专著出版、世界本原文化论坛、本原沙龙、原点大讲堂、本原经典会读等。他提到，他们为此还建立了世界本原文化的官方网站，并在网站上发布了工作年鉴，以此推广本原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此外，黄藤校长还分享了他对世界本原文化理念的认可以及他为什么愿意为这一事业提供支持的原因。他表示，尽管在中国民办学校的学术地位较低，但他对推动学术事业仍充满希望。他强调，他的目标是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平台，以促进未来的学术研究和交流，鼓励研究者重视学术自由和探索。通过这种方式，他希望能够为学术界作出贡献，并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秘书长、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詹文杰，深入介绍了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背景和历史。詹文杰教授指出，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是外国哲学史学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其成立基于两个重要的“本原”或“源头”。第一个本原涉及到王树人、杨适、陈村富、刘家和等学者，他们提出了原创文化的概念，并在2001年9月11日举办了首次学术会议。第二个本原则与黄裕生教授相关，他在2004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本原文化民族”和“本原文化”的概念，强调只有达到对“绝对的一”的觉悟或发现的文化才能被视为真正的本原文化。根据这一定义，古希腊、希伯来、印度和华夏文化因其对“绝对的一”的理解而被视为四大本原文化。随后，詹文杰教授作为一级学会的秘书长宣读了黄裕生教授担任专业委员会负责人的任命。他还宣布了外国哲学史学会将原“东西原创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更名为“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决定。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在其发言中深入讨论了本原文化的概念和设想。他指出，本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最初与陈静教授有直接关系，并起源于2003年中国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黄裕生教授强调，哲学概念本来就来源于西方，而在解释中国传统思想时，不可避免地要以西方哲学为参照。黄裕生教授还分享了他关于本原文化和本原文化民族的个人思考，特别是他提出的“边缘文化”概念。这些思考最初在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并在后续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黄裕生教授还介绍了西安外事学院在本原文化研究领域所做的努力，包括成立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以及在北京启动的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他强调，他们成立的专业委员会是跨学科的，涉及哲学、考古学、文学和历史学等多个领域。最后，黄裕生教授对黄藤校长的支持和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并对所有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他以冬至的比喻，预祝大家在西安度过美好的时光。
—— 主题论坛 ——
在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中，聚焦“本原之问：根据与理由”，以跨学科的融通对话与思想碰撞的探索方式，共进行八场主题论坛，与会学者分别就本原儒学与礼乐文明、技术与社会、美学与时代、神学与道德哲学、法律与社会政教、本原视域下的道家思想、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理由等论题做出精彩说明。
第一场论坛主题为“本原儒学与礼乐文明（上）”，由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恒教授主持。他在开场发言时进一步回应和讨论了黄藤校长对于民间（私立）学术研究的重要性问题，指出这种研究方式可能代表了当前时代的一种趋势，尤其在那些难以公开讨论或界定的领域。他强调，参与这种研究是对独立学术力量的一种肯定和支持。
此外，王恒教授还分享了他关于本原文化与全球文化系统之间的新认识。他提出，本原文化的探索不仅局限于四大文化，还应包括更多文化的交流和流通，这可能开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在此基础上，王恒教授邀请本场论坛的三位学者陆续进行发言。这些发言涉及本原儒学与礼乐文明的各个方面，从理论探讨到文化实践，为参与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和探索本原儒学在当代的意义和作用的机会。通过这些学者的发言，论坛进一步深化了对本原文化的理解，为与会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新的思考角度。
南阳理工大学李晨阳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当代儒家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原则》。他在其发言中首先阐述了自己对儒家哲学的理解，强调儒学不仅是古代的学问，而且需要考虑到当前的社会环境和发展。
李教授提出，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应持批判态度，包括对孔子等思想家的观点进行质疑，因为它们可能存在误解或错误。他讨论了研究儒学的两种不同方法：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哲学史研究主要是厘清思想家的原始思想，而哲学研究则更加注重探索哲学问题本身和理论的发展。
李教授强调，现代儒学研究应该更多地采用哲学的角度，即关注哲学问题的探索和理论发展，而不是过分强调历史研究。他认为，哲学研究中的“慈善原则”（Principle of Charity）和“人性原则”（Principle of Humanity）适用于这两种研究活动。在最近出版的《Reshaping Confucianism: A Progressive Inquiry》一书中，李晨阳教授提出并尝试应用“与时俱进原则”（Principle of Progressive Humanity），强调在研究儒学时应更多关注当代思想水平的思想家。
李教授以孟子的仁政思想为例，探讨了如何在当代社会中演绎和应用儒家思想。他特别强调了儒家思想对教育的重要性，并表达了希望其能对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公民教育做出贡献的愿景。通过这样的发言，李晨阳教授为与会者提供了对儒家哲学现代化和实践化的新视角。
曲阜师范大学崔茂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以孔子为轴心的中华文明”——兼论“中国思想史叙事框架”问题》。他在其发言中分享了自己对孔子和《论语》的深刻研究和理解。
崔教授指出，《论语》不仅仅是孔子言教的记录，更是孔子实践生活的真实体现。他特别关注了孔子与老子的年代关系问题，并分享了在研读庄子作品时的一些新发现。他认为孔子和老子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但孔子对中华文明有着独特且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发言中，崔教授深入探讨了孔子的生命体验、教育理念，以及孔子作为生活中的哲学家的角色。此外，他还就孔子在中国历史中的轴心地位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讨论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视并重新评估孔子的思想。
崔教授还介绍了他即将出版的新作《论语通史》，该书旨在为现代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论语》解读。崔茂新教授希望得到与会学者和专家的批评与建议，以便进一步完善他的研究。
通过这样的发言，崔茂新教授为与会者提供了关于孔子及其教育思想的深入理解，并探讨了其在现代社会的应用。他的演讲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讨论，为论坛增添了学术的深度和广度。
江南大学陈煜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四书四礼立本说》。作为一位专注于宗教研究的学者，他在其发言中提供了对儒家教育和实践的独特视角。虽然他本人并非专门研究儒家的学者，但他强调了从四书开始学习儒家思想和实践的重要性。
陈教授指出，四书是进入儒学世界的关键途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他提到，近年来国学复兴存在一些问题，如过度重视启蒙书籍如《弟子规》，或跳过四书直接学习更深层次的经典。他认为，学习儒学不仅是对文字的学习，更重要的是理解一些基本概念，如人、性、礼、道等，这些对理解儒学至关重要。
此外，陈教授强调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是必要的，特别是在家庭礼仪方面。他认为家庭礼仪不仅贴近实际生活，而且有助于理解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生、家庭和社会的教导。他建议，学习四书应该从基础做起，逐步深入，先理解文本，再探讨深层含义，最后实现广泛理解。
陈教授进一步阐述了礼仪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它不仅仅是遵守规则，而是学习在不同社会结构中恰当行事的方法。总的来说，陈煜峰教授的发言深入探讨了儒家教育的学习方法和实践意义，提出了对现代国学教育问题的批评，并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
第二场论坛主题为“本原儒学与礼乐文明（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静教授主持。她在论坛开场发言时表示了黄藤校长在教育领域的长期贡献及其对教育基础的深入关怀，指出他的关注不仅局限于教育事业本身，而是超越了这一领域。她认为，无论是之前参加过的与会者还是第一次来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了黄藤校长的影响。
接着，陈教授引入了黄藤校长的发言主题——本原儒学概念的确立，并表达了她对黄藤院校长发言的期待。她强调了儒学关注现实的重要性，与道家那种疏离的批判态度形成对比。
在本场论坛中，共有四位学者进行发言，每一位学者都对本原儒学及礼乐文明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入的研究。通过这样的学术讨论，陈静教授不仅高效推动了论坛的议程，也为与会者提供了一个深入理解和探讨本原儒学的宝贵机会，进一步加深了会议的学术内容和深度。
西安外事学院黄藤校长的发言题目是《“本原儒学”概念的确立》。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当前社会和学术界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碰撞，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
黄校长强调，在一个多元化且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寻找和确立文化特性的着力点至关重要。他通过分享个人的经历和思考过程，描述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对儒家传统的最初反感，以及在国外生活期间对基督教的深入理解。经过深思熟虑，他形成了一种独立于任何宗教组织之外的信仰态度。
在他的看法中，尽管世界上存在多样的文化体系，儒学在中国社会和文化中扮演着核心和深远的角色。因此，他提出了“本原儒学”的概念，旨在通过重新审视和解读儒家思想来回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挑战。黄校长特别强调了儒家思想中的普遍性原则，如普遍的仁爱之道、正名的普遍性原则、天人合一的道德理性原则和性道合一的实践理性原则，并主张从这些核心原则出发，构建现代儒学的基础。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黄校长介绍了他在西安外事学院进行的实践工作，包括推广正蒙书院和正蒙学堂的项目，以及在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方面的实践，强调了从小培养人的成长的重要性。
为了更生动地展示他的“本原儒学”概念，黄校长展示了一个精心制作的“元由”标识动画，深刻传达了文化多元性和不同文化、思想路径通向一个共同文化原点的理念。最后，他提出在西安外事学院成立一个“本原儒学研习中心”，作为他理论的支撑点，以回应当前时代的需求，并完成设定的任务。他强调，实现这一愿景需要群体的共同努力和奋斗，并表示期待与广大有兴趣的学者合作。
黄藤校长的发言不仅深刻解读了儒学，也探索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路径，为儒学在现代世界的发展和应用指明了方向。
厦门大学冯兵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乐治：儒家的理想化善治模式——以<乐记>为中心的探讨》。他在其发言中对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特别强调了德智理念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解通常局限于德智理念，而他在十多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荀子的义政观念。
冯教授认为荀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义为中心的政治主张，称之为“义政”。除了仁政、义政、礼治之外，他还提出了“乐治”的概念，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史上的另一种观念。冯教授指出，《乐记》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化讨论乐理的文献之一，其中包含了乐治的概念。
冯教授的发言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探讨从“乐到乐治”的演变，“以乐致治：乐治的展开”到“‘安以乐’：乐治的终极追求与理想境界”，以及“乐治与礼治的关系”。他详细讨论了乐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重要性，包括乐的复杂性和艺术形式，及其政治和伦理属性。
冯教授强调，乐治是一种以乐为重要施政方略的政治思想和模式，旨在通过乐的艺术形式来调整人们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他指出，乐治的核心是处理民心和民生，通过乐的形式达成政治和谐和人民幸福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
最后，冯教授探讨了乐治与礼治之间的关系，认为虽然它们在功能上有所不同，但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路径。通过冯兵教授的深入分析，丰富了我们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解，并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关于治理和政治哲学的新视角。
山东大学尚文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大学>新解——天命之学与生活总体》。他在其发言中分享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思考，特别是对儒家经典《中庸》和《大学》的深入解读。原本专注于西方哲学的尚教授，在受到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后，对自由儒学的可能性产生了兴趣，从而转向研究中国哲学。
在解读《中庸》时，尚教授关注了文中丰富的情感性描述，并认为这些描述指向了超越性对象，暗示着人的超越性存在身份，这是一种自由的面相。尚教授认为，《中庸》中的这些情感性描述不仅仅是情感的表达，而是透露出人类超越自我的能力，这种超越性是达到自由的关键。
对于《大学》的解读，尚教授强调了如何将这种超越性身份建构成实际生活的重要性。他深入分析了“天下体系”的概念，并探讨了在现代生活中理解和应用儒家经典的方式。尚教授特别强调了儒家文本中提出的“黄金原则”，即平衡形式和情感的原则。他认为，儒家文本中关于道德和超越性的讨论揭示了人类存在的张力。
通过对《大学》中“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或“新民”、“止于至善”）的深入解读，以及对“八条目”的分析，尚教授展示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儒家的道德理想。他强调，真正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道德讨论，而是需要在实践中实现道德和智慧，通过个人修养和社会实践来体现天命的超越性和发生性。
尚文华教授的解读把古典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实际挑战相结合，为理解和应用《大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通过这种方式，儒家思想能够为我们提供关于人类存在的更深刻见解。
北京大学王希佳博士的发言题目是《“天地境界”与“启示境界”的互鉴》。她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冯友兰对人生境界的四种划分：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她特别聚焦于天地境界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并对冯友兰的观点，即天地境界高于宗教境界的看法表示认同。同时，王博士指出冯友兰对宗教和宗教境界的理解存在不足。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议题，王博士比较了冯友兰的天地境界和马丁·布伯的启示境界，旨在探讨中华文明与亚伯拉罕宗教传统之间的深层内涵及其互鉴。她分析了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交互影响，尤其是冯友兰在中西哲学交汇点上的思考。
王博士指出，冯友兰的天地境界代表了一种理性而超验的思考方式，而布伯的启示境界则强调与永恒之“你”的对话和互动。她还指出，天地境界和启示境界在方法论上有所不同：天地境界体现了决解性，而启示境界展现了意向性。
她进一步探讨了这两种境界的状态与内涵，强调天地境界的一体性和启示境界的对话性。最后，王博士强调了这种互鉴对于深化对不同文明和哲学传统理解的重要性，希望她的研究能为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提供新的路径。通过她的发言，王希佳博士为中西哲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不同文明间的理解和对话。
第三场论坛的主题是“技术与社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许宏教授主持。作为一名考古学者，许教授首次参加这样的跨界交流会议，为与会者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
在他的发言中，许教授强调了考古学在理解本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尽管大多数研究依赖于文献资料，但考古学能够提供对文化源流更深入的理解。他分享了自己在参加有关人类历史的会议中的经历，特别是关于人类从非洲迁移至全球各地的历史过程。这包括了人类迁徙、农业革命、文字的出现等重要的历史阶段。
许宏教授强调了考古学在理解文化传播和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提出，在当前的大时代背景下，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尤为重要。他表达了通过技术手段探索历史的愿望，甚至希望实现与古人“对话”的目标。
在本场论坛中，共有四位学者发言，他们分别就技术与社会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这些发言，与会者得以从多个角度理解技术在社会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同时也加深了对本原文化研究的多元视角和方法论的理解。
陕西师范大学尤西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微信群与中国当代公共场域发育》。
他在其发言中探讨了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微信群，在塑造中国当代公共场域中的作用。他的发言与会议的儒学中心讨论形成鲜明对比，专注于分析当代社会中技术与公共领域的相互作用。
尤教授认为对于轴心期时代以及古代文化的描述，确实可以被视为一种解释学的起点。这些描述和叙述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需要引入哲学和观念来对其进行解释和调解。这种调解可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影响着个体的认知，还影响着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传承。
尤教授强调，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现代世界的重要标志，它将私人经济活动转化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密切相连。经济活动已成为公共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都以职业身份承担责任，同时也承担公民的角色。这种关联使得政治共同体和现代经济的运作变得程序化、规范化和结构化，从而确保社会的正常运转，同时也需要个体履行职责、伦理和法律义务。
尤教授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和政治系统自身虽具有一定的制度性和程序性，但仍然缺乏根本性的保护机制，这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例如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一些国家从共和政治向军国集权统治的演变，这些事件都表明了现代社会系统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尤教授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种身份证明，更重要的是个体是否有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关切。这包括积极参与公共发言、评论、监督和推进社会进步的责任，强调人们应该在制度之外关心公共事物。他指出了一个现代思想史中存在的问题，即在康德、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思想中，缺乏社会实体来承担公共领域的关怀。他提出人们应该在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之外建立独立的公共交流和评议机制，引发对社会参与的需求，以解决现代社会的问题。
在探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时，尤教授重点讨论了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微信的创新作用。他认为，微信群成为了重要的公共讨论平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流方式。在21世纪，发生了一场具有历史性和根本性影响的大事件，那就是移动终端的手机成为人民群众的主要现代技术工具。这种技术已经不仅仅是外部工具，它已经成为个人和社会交流的主要纽带，引领着人类进入了一次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变革与互联网相结合，形成了移动互联网。其中，微信作为一个重要的应用程序，必须特别强调它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自2011年首次问世以来，微信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并于2013年正式推广。微信中的公共群和社交群具有准入制度，通过二维码控制入群，这使得群体可以相对结合，同时保持了自由选择性。这些微信群不仅成为了交流的平台，还承担了从康德到哈贝马斯所谈论的公共领域的关切和公开发言的角色。这种交流状态被认为是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改变，类似于马丁·路德贴出95条论纲后带来的变革。微信群的出现也引入了新概念，即动态社群和移动社区。现代技术使得这个社区得以存在，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公开讨论公共事务的平台，尤其是进行往复对话的平台。这种状态不仅促进了经济和政治系统对其的支持，还使每个个体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成为一个理性的共同体。总的来说，微信群实现了两个公共领域的双向成就，一个是经济和政治系统的积极支持，另一个是使个体在这个平台上获得成长，成为理性的共同体。微信群的信息交流及时性和时间空间依赖性降低到最低，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交流密度。
尤教授举例说明了微信群如何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公共场域，比如黄裕生的邦群，一个理念先进的自由城邦，它通过多次更名仍保持其核心宗旨不变。这个邦群被视作一个学校和实习班，旨在促进个体间的对话和交流，让人们带着自己的个性和观点共同讨论时代问题。该城邦强调的是超越私人话题和专业学术的平易近人的公共评论和讨论。理论的引入在此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既连接人类思想史资源，也促进个体成长和理性共同体的形成。他还提到了赵法生的乡村儒学微信群，尽管表面上看，这个群体似乎是继承了上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领域的工作，然而实际上，他们还肩负了整个中国社会信仰和文化逐渐脱离传统价值、社会中断和失序等问题的承接责任，这一问题自晚清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赵法生及其团队自觉地汲取儒学的资源，将其转化为一种有益的教育教化工具，同时也用它来组织社区并推动社会融入。这一过程中，儒学已不再是仅存在于书本上的概念和理论，而已演变成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行为方式。这个社群的工作产生了双向的成果。首先，他们成功激发了古典儒学的教育学理和其实际功能。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崭新的儒学实践基础。因此，可能会涌现出无法预料且无需经由新旧儒学思辨就能实现的新型入学形态。这一点正是赵法生及其社群在未来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最后，尤西林教授提到了微信群的缺点，特别是信息可靠性的问题，并强调这需要进一步的个案研究。他认为这种研究与本源化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提供了实践的技术基础。尤西林教授的发言强调了现代技术在促进公共关怀和社会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李洪卫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生命实证与科学理性本原二重性考察的多层次性及其整合——基于不同文明的哲学与宗教思维与实践模式的思考》。他在其发言中强调，生命实证与科学理性思维的二元统一是他个人探索人类世界本原的核心思考。他认为，科学理性思维及其实践是实现人类感性与精神统一之幸福的基础，同时也是民族在思维、社会和政治实践方面亟需补充的部分。
李教授指出，科学理性思维的重要性源于西方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他强调了东方，特别是中国的生命实证性思维和个体生命的实践性探究，在提供人类自身本源思考的独特视角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这种对本源的探索可能是多维的，并且不同维度之间可能存在内在关联。
李教授还强调了当前中国社会中科学思维和理性批判思维的确立的重要性。这包括培养独立于知识记录的思维方式，以及在社会考察中形成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观念。他提出，基于个体及群体的生命实证经验可能在深刻意义上对人类有价值，并讨论了东西方在对世界本源的考察方式上的差异，特别是中国思维特质中的“道”概念。
李洪卫教授的发言旨在强调科学理性思维的基础上，探索更深层的可能性。他认为，生命的深度与对世界及其本源的认识密切相关，哲学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应关注这一维度历史中形成的成果。李洪卫教授的发言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视角，强调了科学理性与生命实证之间的相互补充和整合的重要性，为理解和探索人类世界的本源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湖南大学张俊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技术与人的自由》。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自由作为人性本质要素的重要性，并分析了技术在促进人的自由和人性发展中的角色。张教授认为，为了深入理解文化的本源，必须首先探讨人之为人的本质问题，其中自由是人性的核心要素之一。
他回顾了自由概念的历史演变，提到在中世纪神学框架下，自由意志的概念是有限的。然而，直至启蒙时代，人们才开始深入探讨关于自身命运和本质的问题。张俊教授引用了霍布斯和卢梭的理论来说明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中自由的概念。霍布斯视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为战争状态，而卢梭则认为只有在自然状态下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张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康德和马克思对自由的不同理解。康德将自由视为理性的本质，而马克思认为自由是人类的类特性，体现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特别是，张俊教授强调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自由概念的批判，并指出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是相互关联的。
张教授的讨论还涵盖了技术对于人类自由的意义。他指出，技术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人类之所以能超越其他物种，主要是由于发展了使用工具的技术。他强调，现代哲学中对技术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技术主义的批判，而非技术本身。因此，技术与自由、人的本质不应该被看作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通过这一发言，张俊教授不仅展示了他对人类本质、自由以及技术与人类发展关系的深刻理解，也为理解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陕西师范大学庄振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西方哲学深度研究的三个层面——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的启示》。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哲学、文化本源以及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他表达了对贺麟在近代哲学研究领域的贡献的认可，特别是贺麟对西方哲学细微领域的深刻洞察。
庄教授认为，贺麟的研究在学术规范上可能显得博杂零散，但对理解西方哲学微观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他强调了新唯心论等概念在贺麟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贺麟对西方唯心论内涵的扩充。并指出，贺麟的研究受到斯宾诺莎、康德和部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尤其在关键问题上从斯宾诺莎和康德获得了大量启发。
在讨论心物关系时，庄教授强调了贺麟对此问题的深刻洞察，认为心物交感说是一般人的看法，而心路平行说可以作为科学研究的前提。他还强调了贺麟在研究中注意到的中西文明在哲学意义上的根本区别，并强调中学和西学各自成为一整套，不可简单搬用。
庄振华教授的发言不仅展现了其对哲学研究深度和广度的深刻理解，同时也突出了贺麟在近代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贡献。通过讨论贺麟的工作，庄振华教授强调了对历史学者的学习和尊重的重要性，即使他们的研究可能有所局限。这种反思性的态度对于理解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至关重要，也为当代学者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同时又超越传统界限的范例。庄振华教授的讨论不仅增强了对贺麟研究的理解，也促进了对中西哲学传统之间差异和相互影响的深入理解。
第四场论坛主题为“美学与时代”，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章建刚教授主持。他在本场论坛开场发言时强调了本原性思考的重要性，他认为，本原性思考是指在特定情境下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思考。章建刚教授指出，虽然他对本原性思考的理解与前面的讲者许宏老师略有不同，但他同意考古学源头的重要性，并认为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更多本源性的思考。他强调，当面对具体问题时，如美学或社会恐怖等话题，应当运用本原性的思维来处理。
章建刚教授提出的方法论强调了观念和操作程序的重要性，这一点在本场论坛上的四位发言人的讨论中都得到了体现。他鼓励听众关注这些发言人在方法论上的讨论，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本原性思考如何应用于不同领域的问题解决。
贵州大学张连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再探讨》，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人文学术研究方法论的演进和发展。他首先指出，自晚清民初以来，随着传统学术体系的变迁，中华学术开始形成一种全球视野的新格局。张教授强调，理解和总结过去一百多年中华人文学术方法论的演进对于构建更深刻、具体的人文方法论体系至关重要。
张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人类对认识对象的三个层次：经验、超验和超越，并提出了人类对本体的认识可以通过“别”来表述，而自相的认识则基于符号系统。他区分了直接认识与间接认识两种形式，其中直接认识关系到字象的认识，间接认识则涉及语词和语妇的符号系统。
在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时，张教授着重指出了词源学、概念史和哲学范畴论的核心地位。他认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和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非常关键。张教授的这一观点强调了在人文学科研究中对概念和范畴的深入分析和理解的重要性。
张连顺教授的发言提供了一个全面且深刻的视角来理解人文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和其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应用。通过这种方法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文现象，进而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理解。
南开大学吴学国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西方传统美学的问题与美学的出路》。他在其发言中深刻地探讨了西方传统美学的局限性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指出，传统的西方美学受到主体主义和理智主义的影响，这导致了对美的片面和有时甚至错误的理解。他强调，真实的审美经验与主体主义和理智化的观点相悖，它更多地与人类的情感经验相关。
在报告中，吴教授提出了三个主要观点。首先，他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守财奴悖论”，用以描述那些追求单一维度的无限（如金钱、名誉或知识）而导致生命贫乏和枯萎的生命状态。他认为，这种悖论的根源在于追求单一维度的“假无限”（即“贫乏的无限”），而忽视生命的其他维度。
其次，吴教授认为，要打破这种生命的悖论，唯有通过审美、爱情和信仰来实现。这些经验的特征在于完全的忘我投入，以及对情感和激情的沉醉。这种经验反对理性主义的计算和主体性的观念，从而使人获得真正的生命丰富。
最后，吴教授提出，新的美学应从认识论转向存在论，将美视为精神现实存在的重要环节。在这种观点下，美被理解为概念之外的存在，是概念的根源。这样的美学观点更加贴近真实的审美经验，否定了理智主义对美的理解。
总体而言，吴学国教授的发言不仅提出了对传统西方美学的批判，还为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武汉大学杨云飞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本原文化、古今之变与第三轴心时代》。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黄裕生教授对本原文化的理解及其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杨教授提到，黄裕生教授与其他学者如亚斯贝尔斯等人对古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重大突破进行了深入分析，尤其是那些在核心时代出现的思想突破，如中国的老庄、印度的佛陀等。
杨教授指出，这些思想突破反映了人类对自身存在、局限性及对无限性的追求的意识。黄裕生教授的本原文化概念强调两个核心要素：一是对绝对者的觉悟，二是对普遍原则的承担。他还提到，黄裕生教授认为希腊、希伯来、印度和华夏文化是本原文化，因为它们对普遍原则有清晰的意识。
在讨论“古今之变”的时候，杨教授强调了自由意志的发现和证明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关键区别。他认为，第二轴心文明以自由个体为核心，这与第一轴心文明的天文秩序形成了对比。
杨教授对第二轴心文明提出了批评，认为它可能导致个体自我过于膨胀，可能带来虚无主义、相对主义，以及对环境的破坏。因此，他提出了构想第三轴心文明或第三本原文化的想法，以重新平衡个体自由与更高价值之间的关系。虽然他表示对这一新形态的具体构思还不够成熟，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方向。
通过这一发言，杨云飞教授不仅对黄裕生教授的本原文化概念进行了深入分析，也提出了对未来文明发展的新视角，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在保持个体自由的同时，实现更高的价值和目标。
西安外事学院曲经纬博士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反思与探索》。他在其发言中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经历，特别是在南开大学研究生阶段对庄子美学的研究。曲博士强调，中国古典美学的方法论思考是在对中国美学的具体专题研究中逐渐形成的，而不仅仅是基于原理来提出方法。
他指出，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应当更加注重于现象学和本体论的方法，尤其是在研究个体的审美经验时。曲博士提出，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应从现代性和古典品格的张力出发，探索其本源性和现代性特征。他认为，研究不应只依赖于文献，而应更多关注实际的审美经验和感知。
曲博士还对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的常见方法论进行了批评，特别是对过度依赖文献研究和忽视审美经验的问题。他主张研究应注重个案研究，并通过这些研究揭示中国古典美学的脉络和特性。
最后，曲经纬博士强调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美学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种研究对中国学术界和国际学术界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一发言，曲经纬博士不仅展示了自己对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深刻理解，也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考和启示。
——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 ——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由清华大学哲学系瞿旭彤教授主持。瞿旭彤教授是一位专注于基督教哲学神学的学者，拥有在德国长达十年以上的留学经历。
瞿旭彤教授在会议上担任了新的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的角色，这是由黄裕生教授提名并得到了与会成员的认可。在会议的议程中，首先由中央民族大学游斌教授发言，他继承了杨适老师在原“东西原创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在会议的第二个议程中，邀请了黄裕生教授发表讲话，并宣布关于理事会的相关事项。会议还讨论了对章程的此次理事会对于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和未来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汇集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以促进本原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中央民族大学游斌教授在其发言中讲述了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原“东西原创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和重要成就。他提到，这个委员会起始于2001年，正值9月11日双子塔袭击事件的当天。这一事件加强了与会者对文化冲突和文化汇通重要性的感受，也加深了他们的使命感。
游斌教授回顾了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主要活动和发展，指出委员会每两年举办一次活动，已在不同高校和机构合作举办，包括兰州大学、浙江大学、香港圣神修院和陕西师范大学等。他强调了委员会在探讨本原文化时，文、史、哲三个学科的结合至关重要。
游斌教授提到，他于2012年从杨适老师那里接手研究会，并在中央民族大学基于原创文化理念开展了比较经学和宗教间对话的活动，通过跨宗教的互读经典，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深入交流和理解。
他还强调了汉语神学的重要性，将其作为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间深度对话的平台。游斌教授提出，原创文化研究会和本源文化研究会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强调了创新性发展在回归本原的基础上的重要性。
最后，他总结了研究会的多个重要方面，包括跨学科、跨机构、跨文化和跨界（学术界、社会界、文化界）的合作，以及将哲学抽象思辨与具体文化研究结合的重要性。通过这些举措，游斌教授认为研究会为不同原始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全球文化对话提供了宝贵的平台。
清华大学哲学系黄裕生教授在其发言中首先感谢了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的信任和支持，并对游斌老师以及其他前任老师的工作表示感谢。他简要介绍了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构成和原因，强调了跨学科的重要性，涵盖哲学内部跨学科以及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流。黄裕生教授还提到了中文和西文哲学的结合，以及包括美学在内的多个领域的整合。
黄裕生教授提名瞿旭彤教授担任秘书长，认为瞿旭彤教授的专业背景和组织能力适合这一职位。同时，黄教授还提到了曲经纬博士对会议的贡献，并提议由他来接任副秘书长职务，以便大家工作上的轻松。
黄裕生教授也提出了要在专业委员会内设立名誉主席和副主席一职，并认为这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协调性。他特别感谢了黄藤校长和游斌教授过去的工作，并希望继续得到两位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黄裕生教授提到了专业委员会的章程和会徽设计，希望与会成员可以提出相关建议并进行深入讨论，或者在具体措施上向秘书处反馈。整体上，黄教授的发言体现了对专业委员会未来发展的深思熟虑，以及对于跨学科研究的重视。
在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一次理事会上，学者们就专业委员会的多个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这些议题对于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和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对推动多元文化的理解和交流、促进本原文化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具体议题包括：
1. 章程修订：就专业委员会的章程进行修订，以确保其反映了委员会的最新目标和运作方式。
2. 会徽设计：讨论了会徽设计的简化，以提高其识别度和代表性。
3. 活动安排和学术方向：探讨了如何将研究和通识教育结合起来，以扩大委员会的影响力和学术贡献。
4. 未来规划和合作：讨论了与不同学术机构的合作方式以及扩大研究领域的可能性。
5. 组织运作和内部管理：探讨了如何更有效地管理组织，包括网站建设和内部沟通机制的改进。
6. 未来会议地点和频率：讨论了未来会议的可能举办地点和举办频率，以便更好地规划和组织活动。
通过这些讨论，理事会的成员们共同为专业委员会的发展制定了清晰的路径，强调了在多元文化理解和本原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这些讨论和决策有助于确保委员会在未来能够有效地推进其学术和教育目标。
第五场论坛主题为“神学与道德哲学”，由兰州大学陈声柏教授主持。本场论坛特别注重于跨学科和多元文化的研究方法。陈声柏教授，凭借其在研究先秦明辨思想和基督教传播方面的深厚背景，强调了这种边缘领域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通过这种跨学科的方法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推进本原文化的研究。
在本场论坛中，邀请的四位学者分别就不同的主题发言，探讨了神学、道德哲学以及这些领域与其他文化和哲学传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这样的讨论不仅丰富了本原文化的研究，也为理解多元文化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通过这种深入的学术探讨，不仅有助于挖掘和理解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共性和差异，也为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理解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种方法论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本原文化研究的一个关键特点，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在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的更深入探索。
中央民族大学游斌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敬/静”安息论——在<创世记>2：1-3诠释中会通希伯来与儒家传统》。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儒家思想来解释希伯来的创造故事，并将其融入跨文化神学的框架中。游教授首先讨论了经文辨读的运动，这是一种跨宗教的阅读实践，核心理念是将不同宗教的经典带入到互动的对话中。他强调了这种做法的三个原则：从个体性出发，提升差异质量，以及对话过程作为反思、重构和发展信仰的途径。接着，游教授提到了比较神学的发展，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两种文明系统间的同义比较，而是一种相互学习和深度交流的过程。他强调了“跨越边界的深度学习”这一概念，并以中国的“往而复返”概念来阐述这种方法论。游教授总结说，比较神学设定了三个基本原则：深度互学，通过看见他人发现更好的自我，以及实现传统的双重复兴。他举例说明了如何将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汉语神学和儒学的新发展。他强调了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即深入另一种传统学习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传统。这种方法论的启发表明了跨文化交流在发展新的理解和观点方面的重要性。
游教授在其演讲中探讨了希伯来传统和中华文明之间的融通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意义。他指出，基督教实际上代表着一个5000年的文明体系。这种汉语神学活动提供了一种更加深广的世界文明史视野。他将圣经的发展与中华文明的黄河、长江流域文明相比较，指出这两个文明都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样的比较为中华文明与希伯来文明之间的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之间的对话可以被视为世界上两大古老文明系统之间的交流。游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创世纪第二章中上帝在第七日安息的主题，并将其与宋明理学的进进相濡论相结合进行解释。他解释了这三节经文的四个主题：上帝完成创造工作，主动从劳动中解放，对第七日的祝福，以及第七日与其他日子的区别。他强调，这些主题表明了创造论和安息论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创造神学和安息的本体论。游教授还讨论了儒家思想如何为理解基督教的安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他指出，这不仅是对基督教安息概念的诠释，也是对儒学心性学的深化和扩展。他强调了近近相入论，即通过专注和敬拜，实现心灵的喜悦和安宁。
最后，游斌教授提出，通过儒家思想诠释基督教的安息不仅使基督教思想融入中华传统，还深化了儒学的心性学和天伦关系，实现了两种文化的创造性结合。这种结合为理解两种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并促进了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
北京大学徐凤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东正教神学自由观的宗教—道德意义》。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关于本原文化的问题，并将其与未来的开启联系起来，而非仅仅作为回归历史的手段。徐教授讨论了东正教神学对自由的理解，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徐教授指出，东正教中对自由的理解强调了人类保持着原初的上帝形象，这在神学中体现为成神论和神人合一论的基础。这种理解可能导致对人的过度强调，从而贬低自然界。
他还讨论了东正教如何看待上帝预定意志和人的自由。徐教授指出，东正教区分了上帝的预知和预定，认为上帝能预见但不一定预定一切，强调人的自由意志和积极性在宗教生活中的重要性。此外，他探讨了东正教的自由观在宗教意义上与决定论相比的特点，强调了东正教中人的自我决定和责任，以及成神的概念。
徐教授最后讨论了这种自由观在道德生活中的意义，指出东正教的自由观不仅关注个体的自由，也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他提出了人格和责任这两个对道德哲学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并强调了个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自我决定的重要性。
徐凤林教授的讲话深入探讨了东正教神学中的自由观，以及这种观点如何影响人的自我决定、责任感和道德生活。他的观点强调了宗教信仰和道德哲学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人在这些领域中的积极作用。
东南大学梁卫霞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至善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一个哲学史的考察》。她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至善作为道德哲学第一原则的概念及其在西方哲学历史中的发展。她的讨论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至善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至善与其他善的关系，以及如何获得至善等问题。
梁教授指出，在西方哲学传统中，追求本源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她提到，在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中，至善被视为道德哲学的第一原则。特别是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至善不仅被视为最高的形而上理念，而且是整个哲学体系的第一原则，高于存在、真理、知识和幸福。
进一步地，梁教授探讨了至善与其他善的关系，以及至善如何定义道德世界秩序。她讲述了如何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中，至善、存在和神的概念逐渐合一。在中世纪哲学中，至善被提升到与上帝等同的地位，成为最高的神学和形而上学范畴。
此外，梁教授讨论了如何获得至善。她指出，古希腊哲学家通常认为人可以通过理性和知识获得至善，而中世纪哲学家则强调需要上帝的恩典和与上帝的合一。她还提到了康德的道德哲学，强调了自由意志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实现至善的关键。
总体来说，梁卫霞教授的讨论揭示了西方哲学中至善概念的发展及其在道德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她的观点强调了理解至善概念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如何影响道德哲学和人的行为。
湖南大学花威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蒂迈欧>、奥古斯丁与恶的本原》。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恶的本源”这一深奥的主题，其讨论主要基于对柏拉图晚期作品《蒂迈欧》和奥古斯丁的《论自由决断》的比较研究。
花教授首先探讨了恶的定义和来源，对比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观点。在《蒂迈欧》中，柏拉图描述的宇宙观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的创造论相近，尤其是宇宙的良善性。然而，在恶的起源理论方面，两者存在明显差异。在柏拉图的观点中，恶的存在被视为人类存在的自然部分，是灵魂和身体不完美的结果，而不是由于某种道德上的堕落或失败。这种看法将恶视为宇宙秩序的一部分，而非创造者的责任。相反，奥古斯丁的观点则将恶的本源归咎于人类的道德堕落。在他的神学中，人类的灵魂堕落是引入罪恶和痛苦的根本原因，这种堕落需要通过神的拯救和恩典来克服。这一观点强调了人的道德责任和对上帝救赎的需求。
他进一步指出，柏拉图和奥古斯丁在身体和灵魂关系的理解上也存在差异。柏拉图认为身体的缺陷并不会干扰灵魂，而奥古斯丁认为身体的健康与灵魂的状态无关。花教授还探讨了两种哲学视角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看法。他指出，奥古斯丁的观点强调，建立完美的城邦或政治共同体不是解决人类堕落的方法。
总体来说，花威教授的分析揭示了西方哲学传统中恶的概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这些观点如何影响我们对道德、身体、灵魂和社会结构的理解。他的研究为深入理解恶的本质和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见解。
第六场论坛主题为“法律与社会政教”，由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主持。景凯旋教授在论坛开场时强调了与会学者们在思想领域的深入发展，并表达了他对于每位参与者在未来人类思想运动中发挥作用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像灿烂的浪花一样熠熠生辉。随后，景凯旋教授邀请了本场论坛内的四位学者陆续发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周伟驰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近代政教分离思想的发展》。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政教分离的发展过程，并特别强调了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经历的重要转变。
在清政府时期，王炳耀作为近代最早提出政教分离政策的人物，对民国政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王炳耀的思想，通过他的儿子王省会以及与孙中山的密切联系，对民国早期的政策方向产生了显著影响。自1807年新教传入中国以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向中国介绍来自新教国家的世界观、政治和科技知识，尤其是政教分离的理念。周教授详细讨论了如林乐知等人如何在中国宣传美国的政教分离思想。他们的努力主要是为了解决天主教利用治外法权在中国引发的教案问题，这些问题进一步促使中国的学者和官员思考政教分离的必要性。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教和孔教的反对声浪对政教分离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民国初期，尽管孙中山和民国政府试图在宪法中确立宗教自由，但随后出现的国教复辟倾向引发了广泛争议。周伟驰教授还提到了新教领袖在民国时期为推动政教分离所做的努力，包括提交请愿书和撰写文章，展示了他们对此议题的深刻理解和关注。
综上所述，周伟驰教授的演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用以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政教分离的演变过程。他详细地阐述了西方新教思想对中国政教关系的深远影响，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的关键人物和事件。通过这一历史视角，我们不仅能够了解中国在政教分离方面的历史进程，还能深入理解这一过程中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西南大学陈庆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公私法划分法理及其生根阻力》。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一个交汇于法学、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即公私法的划分。陈教授首先以一个概念性的比喻开篇，将法律比喻为观念的“肉身”，并强调了希腊文化对观念的贡献以及罗马文化在具体法律制度方面的贡献。
随后，他详细阐述了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区别，并解释了这两者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所面临的挑战。陈教授指出，中国的法律制定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当时引入了由日本专家起草的法律草案。虽然这一草案未能生效，但在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民法典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强调了民法典在规范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将其与法国和德国长期沿用的民法典进行了比较。
陈教授进一步讨论了在中国常常存在的对私法、私权和私人概念的排斥现象，认为这种排斥源于对西方法律概念的误解以及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坚守。他以韩非子的观点来解释中国传统中公与私的概念，指出“私”通常被视为负面词汇，而“公”则被视为正面词汇。
接下来，陈教授详细讲解了罗马法对欧洲文明的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法律和法学定义以及法律基本规范方面。他强调了罗马法对自然法、万民法和民法的区分，以及这些法律如何影响了后来的社会契约论。他指出，在罗马法中，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并非基于法律内容，而是基于对法律的观察视角。在罗马法中，一个人既是私人又是公民，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法律面前的不同地位。
最后，陈教授提出，罗马法提供了一种解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问题的新路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正义基于天赋的不平等和社会的调控，而罗马法通过强调私人意愿和自由选择来实现个人的发展和正义。这种基于私法和契约的解决方案为欧洲文明注入了社会活力，并促进了个人自由的发展。
综上所述，陈庆教授的演讲深入探讨了公私法划分的问题，并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公法与私法的区别，以及这些区别对中国法律体系和欧洲文明的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宋宽锋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西方形而上学史的类型学透视》。他在其发言中分享了对儒家、法家等思想的理解，以及他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观察到的这些思想的实践。他指出，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中，通常所见的是儒家和法家思想的一种“坏”的结合，这表明了这些古老思想在现代实践中的变形和偏离。
在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讨论中，宋教授强调了不能将西方形而上学简单地统一或本质化。他提出了一种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分类方法，将其分为前支撑的、支撑的和后支撑的形式上学。他认为，康德的哲学是支撑形式上学的转折点，而海德格尔和分析哲学代表了不同的发展方向。宋宽锋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不同解读，如斯特劳斯和海德格尔的解读，可以显著看出不同形式上学传统之间的差异。他认为这种差异表明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将其简单地应用于中国学术研究的局限性。
最后，宋教授提出了一种将西方形而上学分为三种类型的方法，即前支撑的、支撑的和后支撑的形式上学。他认为，后支撑的形式上学，如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之前的学派有着显著的区别，并且代表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方向。他认为，前支撑的形式上学已经进入历史，而当前的学术讨论应当聚焦于后支撑的形式上学。
综上所述，宋宽锋教授的演讲深入探讨了儒家、法家在当代中国的实践，以及西方形而上学的多样性和其在当前学术环境中的应用。他的见解展示了对中国和西方哲学传统的深刻理解和批判性思考。
山东大学董修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迈蒙尼德论犹太律法的根据与缘由》。他在其发言中提出了关于犹太文化、犹太律法和麦蒙尼德的重要观点。
首先，董教授指出犹太文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圣经犹太教和拉比犹太教。圣经犹太教关注如何认识和理解绝对的本源，而拉比犹太教则涉及如何将这种认识应用于日常生活。
接着，他介绍了犹太律法（Tora）的概念和背景，强调了它在犹太教中的重要性，不仅作为神圣指示，还是犹太人生活的全面规范。他强调了犹太律法的复杂性和细致性，指出它包含了详尽的规则和禁令，远不止摩西十戒那么简单。
董教授进一步探讨了犹太教的特点，包括对上帝名字的神圣性和不可言说性，以及在理解律法方面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他提到了“两个犹太人三种意见”这一谚语，以描述犹太教内部对律法的不同解释和看法。
最后，董教授着重讨论了麦蒙尼德的贡献，他系统化了犹太律法，并用亚里士多德哲学对律法的立法缘由和目的进行了解释。他认为麦蒙尼德通过传统和理性主义的方式为犹太律法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和解释，使得犹太律法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得以稳固和发展。
总的来说，董修元教授的演讲深入剖析了犹太律法的本质、发展以及其在犹太文化中的地位，特别强调了麦蒙尼德在犹太律法体系化和理论化中的关键作用。这次发言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犹太教和犹太律法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第七场论坛主题为“本原视域下的道家思想”，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户晓辉教授主持。作为本场论坛的主持人，户教授首先表达了对于会议的期待和感想，他提到了在西安外事学院看到康德的一句名言，并将这个发现与自己在慕尼黑大学看到的马克思名言进行了对比。这些观察引出了他对于本源文化研究的思考，特别是康德对于现代文化的影响。户教授认为康德在知、行、意三个领域的普遍立法为本源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标准。他强调，研究本源文化不仅是回溯历史，更是在现代的视角下反思和探索，从而连接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转变。他提到哈贝马斯曾说康德揭开了现代的大陆，意味着康德的思想为理解现代文明提供了关键的视角和方法。随后，户晓辉教授邀请了本场论坛内的三位学者陆续发言。
华中科技大学董尚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舍勒的价值现象学看道家文化心态的价值虚无主义》。他在其发言中主要围绕着道家文化的本原文化属性和其价值虚无主义的特点进行探讨。
董教授首先提到了自己主要研究西学和中世纪哲学，因此对道家文化的研究有所局限。然后，他强调了在本原文化的定义下，道家文化应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和特性。他深入分析了道家文化中关于自然和天道的观念，指出道家认为万物自然生成，没有超越的神灵存在，而“道”是一种内在的自然规律，不是超越现实的至上存在。这与西方宗教中上帝创造世界的概念有显著不同。
董教授接着探讨了道家文化对待人生苦难的态度，强调道家鼓励人们以看客的态度面对生活，追求一种超越个人价值关怀的精神状态。他认为道家文化倡导的是一种生命顺化和无欲无求的生活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价值虚无主义的特点。最后，他指出，道家文化的最终目标是成为“真人”，一种超越常人情感和知识的存在，要求人们消除个人特性，达到一种类似于生物或无生命存在的状态，从而体现出一种对世俗价值的深刻否定。
总的来说，董尚文教授的发言深入探讨了道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特别是它的价值虚无主义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如何影响人们对生活和宇宙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霞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论道家对“人”的一种规定》。她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道家文化中对于个体自然性和可能性的重视，以及其对社会和治理的独特看法。
陈教授强调道家文化认为人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存在，这种可能性体现了人的未定性和活力，比完成的现实更为重要。陈教授指出，道家文化中的“自然”概念并非指本能或本性，而是指超越本能的自由选择和行动。在道家看来，人应当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和创造，而非仅仅遵循本能或外在强加的规范。这种对自然的理解和尊重，是道家文化的一个核心特点。
陈教授进一步探讨了道家文化中的社会和治理观念。她指出，道家认为社会应当是为了个体的全面发展而服务，而不是将个体作为达成其他目的的手段。道家提倡“无为而治”的理念，强调管理者应当尊重和促进个体的自然发展，而非强行干预或控制。通过促进个体的自然发展，社会自身也能达到一种自然而和谐的状态。
陈教授的演讲还强调了道家文化中对个体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尊重。道家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特性和愿望，应当被尊重和维护。在道家看来，通过尊重个体的多样性和独立性，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与繁荣。
总体来说，陈霞教授的演讲深入阐释了道家文化对个体自然性的重视，对社会和治理的独特理念，以及对个体独立性和多样性的尊重。这些观点不仅体现了道家文化的深刻内涵，也为我们理解和应用道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中国人民大学夏可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道即稻：<道德经>的道哲学与现代生命技术——联系斯洛特戴克与海德格尔的思想“路径”》。他在其发言中深入探讨了生命技术、生物学范式，以及道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
夏教授首先强调了生命技术和免疫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面对全球性危机如疫情时。他认为传统的哲学和宗教体系似乎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他提倡探索生命科学和技术在解决这类问题上的潜力。
其次，夏教授深入探讨了生命从其起源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指出生命的演化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试图将生命科学的发现与更广泛的哲学问题相联系。
再者，夏教授还特别关注道家思想如何能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理解和解决方案。他认为，道家文化中对生命、自然和技术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代世界的挑战。
最后，夏教授讨论了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其对生命的影响。他提出了一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技术发展模式，主张应该寻求一种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他认为传统的生物学范式需要被重新审视，强调应该探索一种新的生物学理解方式，而不仅仅是关注物种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还应该关注它们的生态和环境相互作用。
总的来说，夏可君教授的发言是对现代社会、科技与自然的深入思考，试图在科学和哲学的交叉领域中寻找新的理解和解决方案。他的观点表明，在面对全球性挑战和快速发展的科技时，我们需要从多角度、跨学科的视角来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
第八场论坛的主题是“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理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詹文杰教授担任主持人。詹教授在本场论坛开场白中指出，这个论坛将深入讨论形而上学领域中关于根据和理由的课题。讨论内容将包括历史问题、内在价值观念以及形而上学研究的当前趋势和方向等哲学问题。这场讨论将为参与者提供深度和广度的思考机会，涉及抽象概念和哲学基础的问题，以及存在的根据和理由。詹教授表示非常荣幸能够主持这次讨论，并热烈欢迎四位学者为大家带来各自的见解和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聂敏里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历史本体论及其内在价值向度的缺失》。他在其发言中，对李泽厚先生的历史本体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聂教授指出，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核心观点是历史主义，即一切都是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形成的。然而，他认为这种历史主义常常导致历史相对主义，使价值观相对化，甚至将对立的状态都看作可能。聂教授批评了李泽厚对人的简单生存状态的强调，认为这忽视了人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他以孟子的思想为例，阐述了生命的内在道德内涵，强调生命的内在价值是重要的，适用于所有人。
聂教授进一步指出，李泽厚在将历史和人的生命活动视为本体时，实际上剥夺了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尊严。这最终导致了价值相对主义观点，即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他认为李泽厚的思想未能超越历史主义的时代局限性，而是完全处于这个局限性之下。最后，聂教授指出，李泽厚的思想反映了现代思想家对社会价值观的困惑，但未能彻底摆脱相对主义的束缚。
总之，聂敏里教授的发言深入探讨了李泽厚的历史本体论，并提出了对其价值观相对主义特点的批判。他强调了生命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哲学思考中的重要性，同时反映了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反思。但他也指出，李泽厚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相对主义的限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法生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乾坤易到礼乐易——论<乐记>对于礼乐哲学和易学的双向推进》。他在发言中首先讨论了《乐记》的作者问题，认为该文献是由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龙所作，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
赵教授指出，《乐记》不仅仅是一部重要的礼乐哲学文献，还代表了一种新的易学思想。他分析了《乐记》的内容和特点，特别强调了该文献大量引用和借鉴了《易经》思想的特色。赵教授认为，《乐记》展现了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特别是对阴阳等对立概念的深入探讨。他认为，《乐记》通过引用《易经》构建了一种新的礼乐哲学，将礼乐提升到了与天地同等的高度，表现出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和广泛的影响力。
此外，赵教授进一步分析了《乐记》中关于“乐”的概念，指出它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或形式，而是一种表达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宇宙观。他认为，《乐记》中的这种哲学思想具有极强的现代性，因为它强调了宇宙万物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最后，赵教授提到，《乐记》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史记》和荀子思想的影响。他认为，《乐记》在中国哲学史上应该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礼乐哲学，还对易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展现了礼乐文明的先天合理性。通过深入的分析，赵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对《乐记》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
湘潭大学张晚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为什么道德形而上学是唯一真实的形而上学》。他在其发言中主要围绕康德哲学，尤其是其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深入探讨。
张教授首先指出，形而上学不仅是思想上的探索，还涉及到人的教养和性格问题。他认为，形而上学要想具有实际意义，必须与道德行为和自由意志相结合。在他看来，康德哲学的核心是自由意志，这一点被视作理性的事实。张教授进一步阐释，道德行为的存在证明了自由意志的存在，从而为上帝存在和最终的善提供了可能性。他强调，康德哲学中的上帝概念并不是指一个具体的超自然存在，而是指在道德原则之下的一种理想状态。
张教授还讨论了康德对宗教的看法，他强调宗教的意义不在于信仰超自然的存在，而在于促进道德行为和实现人间的道德理想。他指出，康德的宗教观并非消极或逃避现实，而是强调通过自由意志创造更好世界的可能性。张教授还批判了康德对日常经验的看法，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日常经验中的因果关系应用于整个宇宙或形而上学领域。他认为，康德的哲学提供了一种超越日常经验，通过道德原则来理解宇宙和人类存在的方式。
总体来看，张晚林教授的演讲深入探讨了康德的形而上学和道德哲学，以及这些思想对当代哲学和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他的观点突出了理性、自由意志和道德行为在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关键角色。
西北大学魏冬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西哲学根源深处的心性差异》。他在其发言中主要聚焦于当代社会中哲学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和知识碎片化的背景下，探讨了东西方哲学的差异和交流的可能性。
魏教授提出，随着世界哲学时代的到来，传统形而上学开始瓦解，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哲学对话变得日益重要。他认为，尽管人类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征，但不同文化和环境下的哲学发展存在显著差异。例如，东方哲学更倾向于强调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西方哲学则更多关注自然的对立和控制。这种差异在早期宗教和神话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并对后来的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教授还指出，人类的直立行走不仅改变了身体结构，也影响了世界观和心灵认知方式。这种从四足爬行到两足直立的转变，产生了顶天立地的感觉，促使人类发展出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知性和理性。
在现代社会中，魏教授强调哲学的重要性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和应对知识的碎片化，以及社会中日益增加的矛盾和冲突。他引用张载的“感通后有通”来说明，通过相互感应和交流，不同文化和哲学之间可以建立联系，促进理解和共融。
总体来看，魏冬教授的演讲强调了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促进不同文化和哲学之间的对话和理解方面。他的观点突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理解和尊重文化差异的重要性，以及通过交流和对话寻找共同点的必要性。
—— 闭幕式 ——
2023年12月24日下午，在本次论坛闭幕式上，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秘书长、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曲经纬主持，他对本次大会进行了总结。本次会议主题为“本原之问：根据与理由”，旨在探讨世界各文化的本源性问题。会议共有41位学者参与，提交了29篇论文，并举办了8场主题论坛。讨论的主题涵盖了本原儒学与礼乐文明、技术与社会、美学与时代、神学与道德哲学、法律与社会政教、本原视域下的道家思想、形而上学的根据与理由等。此外，会议还标志着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其中选出了40位理事。委员会的新工作团队由黄裕生担任主任，黄藤为名誉主任，游斌为副主任，瞿旭彤为秘书长，曲经纬为副秘书长。会议还通过了新的章程，并讨论了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简称（英文名称：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World’s Original Cultures，简称：SWOC），和“元由”会徽设计。最终，会议选定了第二个会徽方案，并对新章程进行了发布。
会议闭幕式上，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瞿旭彤，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恒，西安外事学院理事长、校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黄藤分别发表了致辞。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瞿旭彤，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中，首先感谢了与会的各位学者对本次会议的支持、参与和信任，无论是参与写作、报告还是会议主持和讨论。他对西安外事学院的黄藤校长、曲经纬老师、李志萍老师及其团队对会议的大力支持和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对会务组成员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向与会学者表示歉意。瞿教授强调了本次大会的多学科、多领域、多思想方式的特点，并指出这种多样性对于当前时代背景下的学术研究尤为重要。他提到学术研究应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深入钻研，也应关注现实问题并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建构。瞿教授还提到，作为秘书处的一员，他们会继续为与会学者提供服务，并鼓励大家与专业委员会保持联系，共同参与相关的学术活动。他提出，学术界应吸引更多的文化界、社会界人士及学生参与其中，以丰富学术交流和思想探讨。最后，瞿教授表示，学术研究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旨在追求真理、参与时代问题讨论和思想建构。他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并表达了对大家的感谢和尊重。
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王恒，在闭幕式上的发言主要强调了哲学的本质和目的。他提出，哲学的核心在于探究本原，而这种探究并非是为了寻找一个既定的、静态的答案，而是一个不断开放、可被质疑、可被批评、可被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哲学的思考逐渐成为自己，而不是停留在现成的、被动的状态。王教授指出，哲学不应仅仅被视为对文化的研究，而是应该被视为一种深入的匹配和思考。这种思考应该始终保持开放性，允许不断的质疑和自我批评。他强调，哲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帮助人们回到思想的原点，找到正常的思考路径，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实现。王教授对于哲学的这种理解显示了他对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的深刻认识。他强调哲学不应被局限于纯粹的学术领域，而应该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
西安外事学院理事长、校长，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西安外事学院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黄藤，在闭幕式上以一种轻松和感激的态度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对会议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特别提到了新成立的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认为这将对文化研究产生积极影响，帮助该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黄校长对自己被推选为该委员会名誉主任表示谦虚，同时表达了对于这一角色的认真态度和对事业的承诺。黄校长还提到，尽管西安外事学院的力量有限，但他和团队都非常愿意为推动文化研究的发展贡献力量。他用“死而不已”这个词来形容他们的工作态度，这反映了他对于文化研究和学术事业的深切关注以及积极推动的态度。黄校长的讲话不仅传递了节日的祝福，也体现了他对文化和学术研究的热情和承诺。
第四届世界本原文化论坛以及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世界本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为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让他们可以从多维视角探讨本原文化的深层次问题。这不仅促进了文化、哲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知识和理解的深化，而且对于推动全球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以及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这次论坛和专业委员会的召开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它为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共同探讨本原文化各方面的平台。这样的跨文化交流对于加深我们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促进全球文化的多元发展和交流具有极大的意义。
此外，这一论坛和专业委员会对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同样重要。通过在文化、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深入研究和讨论，学者们能够为全球性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因此，这一活动在推动全球文化的发展、促进世界各地学者之间的合作与理解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