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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沙龙｜第六场：图像时代来临？是解放，还是新的枷锁？

 
 

2021年5月，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办了第六场学术沙龙，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尚杰主讲，主题为“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1984》与《娱乐至死》不期而遇”。与会学者围绕语言与图像、娱乐与专制、差异与同一等充满现实意义的学术议题展开思想交锋。

 

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学术沙龙，旨在邀请学界不同领域的同仁参与交流，理性对话，增进共识。此前已举办的五场学术沙龙是：

一、赵法生：中西思想视域下的儒家超越性问题（可点击）

二、李若晖：中国哲学与古典政治

三、李存山：“常道”与“新命”——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点击）

四、黄裕生：权利的形而上学（可点击）

五、曹峰：从周朝政体解读老子思想是否可行？（可点击）


知名学术媒体中国社会科学网持续对本原沙龙进行了详细报道。本公号获授权转发，分享给更多读者。

 
 

 

2021年5月22日，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北京中心举行了第六期学术沙龙，主题为“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1984》与《娱乐至死》不期而遇”，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尚杰主讲。来自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近20位学者和学生参加了沙龙，围绕语言与图像、娱乐与专制、差异与同一等充满现实意义的学术议题展开思想交锋。

 

 

尚杰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沙龙上半场由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马寅卯主持，尚杰作主题发言。尚杰开宗明义提出，在研究兴趣上，西方哲学已经历了从“观念哲学”到“语言哲学”的转变，但他认为，由于20世纪世界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在21世纪，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将向“图像语言”时代转变。

传统哲学-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之精华，在于掌握语言，具有以语言作为思想工具的理解能力。20世纪西方哲学所谓“语言学的转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说古代哲学家更关注事物本身，近代哲学家更关注思想本身，那么，20世纪以来的欧洲大陆与英美哲学家们终于发现，虽然所谓“事物本身”只有通过思想或概念才得以显现，但并没有赤裸裸的概念，所谓“概念”不过是语言本身表达的结晶。因此，词语或语言含义等与语言本身有关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印刷术时代的人类文明认为，理解力主要得通过语言。图像是通过概念表达的，它决定了人类文明。这是通过语言的途径实现理解的文明，它想当然地认为语言可以再现视觉内容。如果眼睛看见的内容不能变成语言，就是杂乱无章的、偶然的、没有意义的。
 
但是在20世纪，人类发明了电影、电视、电脑、国际互联网，它们成为人类交往的主要途径，它们见证了印刷术时代的衰落。这些新媒介是通过数字图像传播的，它们没有或者主要不是通过文字，但却传达了意义。尚杰认为，这个事实长期被哲学家所忽视，哲学思考是滞后的，从而一种根本性的研究视野的转变始终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就是从“语言哲学”到“视觉哲学”的转变。
 
他进一步阐释，视觉作为事实之所以抗拒语言或者解释，乃在于“原因”往往是语言强加给事物的。哲学史上的“立场们”就是相互打架的“原因”，而事物或者事实本身却可能在语言所阐述的众多原因之外。在图像时代，这些事实是通过图像显示的。图像传播的事实比狭隘的语言解释，更有力量。语言的惰性赶不上新媒体传播与交流意义的速度。语言没有能力替换可见的事实，可述的无法取代可见的。
 
在尚杰看来，图像时代的智慧是有形状的，这种视觉哲学正在悄然兴起，它的一个重要学理基础在于，语言与图像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媒介。在语言媒介中所传达的信息，是规范的、理性的、逻辑的，而图像媒介中所传达的信息，由于超越到语言之外，它们是趣味的、艺术的、片段或破碎的、不连续的、其中的理解力与专注转变的速度极快，是与图像同步发生的，这是有场景有情节有形状的智慧，与我们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密切相关，由于这里所发生的直觉与理解是同步发生的认识，从而传统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说法，在图像时代已经过时，因为这种说法人为地将人类认识划分为在时间与空间中不同步的两个阶段，与我们真实的生活世界是脱节的。
 
语言是人的延伸，没有语言，人将回归动物。但是，现代图像媒介，不仅是“人的延伸”，而且是更为直接的人的五官四肢的延伸，它们超越了习惯上的语言，语言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形状。于是，智慧也得改变自己的形状。视觉哲学扭转了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因为在图像新媒介中，再现视觉的，还是一个视觉，而不是语言，即使它表面上表现为语言。
 
在尚杰看来，传统哲学家从来不承认视觉本身是深刻的。但是，视觉哲学认为可以有“视觉读写”，这个过程中的语言参与，不同于传统的阅读与写作。“视觉读写”减弱了传统的语言符号的读写，却未必是肤浅的，其中有着言不尽意的深刻性，它的约定性更少，更加任性与自由，它拓宽了人类的理解边界。也就是说，其中的意义不仅是通过阅读理解，而是直接看出来的，直接性取代了间接性。这也重新解释了视觉快感，而视觉快感本身就已经蕴含了深刻性——用图像理解图像，用感触理解感触。
 
他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图像是否能培养起我们的抽象能力？如果能，那是一种怎样与思辨哲学迥然有异的抽象能力？亚里士多德说，语言使我们成为人。这种说法与其说过时了，不如说语言在图像中得以延伸与变异，甚至再也无法从中看出语言的原型。他还特别提到，尽管人类自古就生活在广义上的图像世界之中，但自从印刷术时代开启，文字或者读书人，是社会的精英与主流，是引导文明方向的，而在我们的图像时代，由于它是建立在印刷术文明基础之上的，从而与古代“不识字”的狭义上的图像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
 
回顾文明史，文字代替了口传心授，尚杰认为这种替换甚至是社会乃至近现代国家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中有大量“必要的丧失”，它是疏远或异化的过程。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图像时代在效果上是这样一种回归，它重返我们的五官四肢，调动人类原始感觉与本能，更有新鲜感，更强调人的个体性与原创性，它是在三维甚至多维空间中的立体感受，从而使人不再是“单向度”的人。在图像时代，记忆力不再像印刷术时代那样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当下性与现场发生。文字时代是“推理为实”，读图时代是“形象为实”。
 
在图像时代，不确定的闪烁画面，能向我们吐露它的抽象能力吗？尚杰最后总结，与其说这样的抽象能力是理解换来的，不如说是由激情换来的。这种抽象能力所形成的，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想法或者观点的连续性与同一性，而是破碎与不连续性所导致的差异与多样性。人类将迎来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它在本质上不再是模仿的，不再有唯一的起源，从而人类在图像时代精神创造力的速度与更新，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
 
 

夏莹

清华大学哲学系

在尚杰的精彩发言之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首先进行评论。她认为尚杰老师这篇演讲带有浓重的法国思想家的风格，以极为灵动而深刻的思考去触及当下鲜活的时代问题。但她从中读出了一种隐隐的担忧：在一个被图像化所捕捉的时代，思想何为？如果还有一种思想得以存在的方式，那么其可能性条件又是什么？
 
在她看来，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尚杰尝试提出了图像哲学，但这一图像哲学却同时包含着一种悖论的属性。一方面，尚老师赞成一种图像哲学的建构，认为它有效弥补了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对直觉以及经验事实本身的忽略所造成的思想缺憾，其表现在于概念对现实的吞噬，文字对形状的霸权，而这也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原始能力下降。而图像哲学作为另一条可能的思维路径，它集中表现在当代法国哲学之中，那些融合了艺术、戏剧、电影等多种形式的哲学表达，似乎有效补充了作为概念逻辑体系的那样一种状态。图像思维或是以图像来思考，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概念化的思想传统的巨大推进。因此是值得肯定的。但随后，当尚老师尝试去描述一个被图像统治的时代的时候，再去谈到当代真正的一个图像时代，却同时发现普遍的图像化存在却严重阻碍了我们去思考的能力。所以尚杰在此构筑了一个图像思维的自我悖论：即原本图像化思维应该提供一种抵抗泛逻辑主义的传统哲学的有效路径，但是当它真正被转变为一种现实的时候，我们却同时看到了人们在其中娱乐至死的状态。
 
于是，夏莹认为，如何一方面拓展图像化思维，让原始能力得到恢复，同时又无需被娱乐专制主义的状态俘获，可能是尚老师想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同时也是特别有启发的一种思考。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那样，媒介作为一种传播介质本身一定会导致我们整个思维架构的变化，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习惯和他对时代把握的方式，从读小说的时代，到看电视的时代，到今天短视频流行、玩游戏的时代，每一代人对于时代的把握方式都是不同的。而图像时代是一个包含着这样诸多媒介并存的多样化的时代，在其中，人的思考力在退化，出现扁平化、分散化的趋向。面对这一情景，该如何解决，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尚老师对此似乎略显悲观。
 
在此，夏莹尝试做出一个相对乐观的探索：她将其称之为内在性超越的道路，即遵循图像化思维方式来突破图像化时代对人的思考能力的束缚。
她以网络平台上较为流行的鬼畜视频为例。作为一种现代人常常游戏的短视频模式，它是将很多相关的东西拼接起来，进行碎片化连接。不同于电影的蒙太奇，它的特质有两点：其一，它的拼接缺乏一种预先的逻辑框架，它的意义可以被每个关注它的人所重构；其二，它的拼接中加入了一个速度的要素，即以加速的方式改变了原初视频的播放方式，以此来构筑一个不同的意义逻辑。每一个鬼畜的出现，其实制作者就是无目的性的，他只是把一堆素材拼接起来，以不同的速度播放，每个人能看出来的东西可能都是不同的。因此，每一次都成为了对某一个特定图像化逻辑的再造。而每一次再造都会构筑出一个富有特异性（ singularity）的事件点。而这些事件点的爆发，总会溢出原初制造者以及原初素材的本来内涵。
 
她认为，这种不断的溢出和剩余，可能是抵抗娱乐化专制的一种可能性路径，但也只是可能性。因为在现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所有的溢出，也同时总是会被资本迅速收编，构筑一个新的逻辑。所以对图像时代的内在超越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
 
针对这一过程，夏莹还尝试作出这样一个学理性的推论，对图像本身做一个分类：那些陷入娱乐化的专制主义图像，她把它叫做表象化思维的图像，它是一种representation。representation的图像代表着一种传统的图像，它以复制（re-）的方式将那些 presentation的东西呈现出来，例如最初的绘画、摄影和电影，都有反映真实的记录功能。这种表象思维的图像所关注的主要是内容，以及图像与内容之间是否相符，这一图像的存在方式的确可能会遏制新的思想的诞生。
 
而类似于鬼畜之类的图像化存在，她称之为特异性的图像，它不是一个复制性的再现，而是一个直接的呈现（presentation）。如果说representation的表象化思维图像所表达的是一种再现逻辑，那么特异性的图像的逻辑则是表现逻辑，它是一个表达（expression），它不是一个representation，它在不断的多样化的言说中呈现那个无法被再现的图像。每一次的再现，都是一种不断地再创造的过程。
 
后一种特异性的图像代表如今网络时代的图像思维方式，网络的去中心化特质为抵抗再现逻辑提供了可能性条件，每个人都是自媒体的再造者，我们每个人的singularity都是一个绝对特异性，我们只有靠不断通过一种直接呈现式的表达来接近于要表达的对象。夏莹认为这种特异性图像是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它不同于能够整全地把握世界的概念性思维。在这一意义上，图像思维构成了对思想自身的拯救。她用“拯救”这个词，是因为她在此所做的这个当下呈现的图像思维的构筑可以在本雅明的理念哲学当中找到它的基础。
 
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中提出了一种叫做星丛式的理念，这一理念对概念和现象的拯救，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图像式的思维。图像的德语词，Bild，构成了德语中的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的一个重要要素。因此图像，及其相应的图式化，都与想象力的构成具有重要的内在关联。海德格尔在他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当中对这一点给予了极为清晰的表达。并在其中延伸出了一种独特的对西方形而上学基础的重构。想象力本身作为一个图式化思维，它是直观与概念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作为一种概念化表达的逻辑，其实建基于图像化思维，因为它必须以图像化的方式来完成直观与概念的对应。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引发了对存在的有限性及其时间化的表达，而同一时期的本雅明则似乎更凸显了想象力中的图像思维本身的内涵。
 
夏莹认为，不同于康德、海德格尔等人仅仅将图像作为中介去勾连直观与概念，并为形而上学奠基，本雅明试图要做的是用特异性的图像的当下呈现来直接表达作为真理形态的理念。在其中，图像思维不是中介，是最终理念自我表达的方式。
 
她进一步阐释，在星丛中，所有的概念，作为从现象中抽象出来的要素，成为了星丛当中的一个点，这个点构成了什么图像，实际上是需要我们运用想象力对其加以“拯救”和理解的。我们在这个图像里辨识出来一个图像的意义，由此理念也得以生成。比如多个不同的概念要素构成一个点状的狮子座，这个被表达为狮子的图像本身让所有沉浸在这个星丛中的各个要素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意义。
 
在这种图像化的真理表达中，大家会发现，如果狮子座的星丛中少掉一颗星星，这个构图就失去了它全部的意义，或者也就被转变为另外一个构图。这意味着，概念在本雅明的理念中仍然保持着它独特的特殊性，理念所形成的意义，并非是普遍共相意义上的“一般”，而是一个多样性的共在。这一从不牺牲多样性共在的星丛成为了她所谓的特异性图像的一种表达方式。
 
夏莹最后总结她沿着尚杰老师对于图像哲学的分析路径，拓展开来的想法。如果说表象式的图像是以图像为再现内容的图像，那么特异性图像则构筑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图像式思维。这一思维方式将可能改变我们对于世界的把握和理解方式，并具有一种创造性，它可以直接成就一种新的思想，而不是以图像的泛化去压抑思想的再生。因为这种图像式思维方式依赖于想象力的爆发，因为我们在一个万千星空当中去辨识出狮子座需要巨大的想象力，所以这是可以激发想象力的哲学。

 

 

欧阳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第二位点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欧阳谦。他同意20世纪西方哲学的确表现出对语言问题的强烈关注，因为过去仅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理解，而语言学转向则看到了语言和人更深、更完全的相关性乃至决定性的意义。尚杰在演讲中倾向于认为，语言学转向到当下这个时代似乎要告一段落了，我们要转向对视觉的、图像的认知了。欧阳谦则认为，其实传统西方哲学中，无论古代还是近代很多哲学家，都对视觉中心主义有过讨论，只不过不像当下这么紧迫。比如他最近正在写一篇关于胡塞尔的美学的文章，在阅读胡塞尔时就发现胡塞尔谈到了图像思维。人的思维，仅仅靠语言符号是不够的，是需要进行充实和丰满的。胡塞尔曾经在一封信中讲过，他的现象学方法是一种超级的理性主义。这一说法其实强调的就是康德的先验的想象力问题。欧阳谦分享自己的个人体会：无论是看书还是听音乐，永远需要靠想象来帮助完成和充满，因为仅仅靠看到的、听到的，都只是部分的。
欧阳谦始终有一种感受，当一个人的语汇量比较少的时候，人的思维、意识、思想是会有问题的。他提到《1984》这本反乌托邦小说，其实是有很深的哲学认知的，比如其中对语言的认知，“新话”的部分，就有词汇量的减少与意识的缩小的关系。
 
欧阳谦提到一种说法：不同时代不同媒介的传播形式导致不同的世界观。比如他青少年时期拥有的是印刷品时代的世界观，从小看以革命话语为主的、印刷品长大。后来1980年代开始，电视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主要管道之一。他前一阵回老家发现，有时和亲友就某个话题发生分歧时完全没法讨论，因为他们的世界仍然是电视的世界、主流电视台的世界，而他和他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而且不同媒介会培养人不同的感受力。看书，培养人对文字的感受力。听音乐，培养另一种感受力。欧阳谦以邓丽君为例，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很重要的动力之一，就是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的、水磨年糕式的声调，这种声调摧毁了之前高唱革命歌曲的那种感受力，培养了更加感性化的感受力。电视呢？他引用雷蒙·威廉斯的观点，电视不是和你的心智对话，而是和你的身体对话，和看书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而现在的网络时代，欧阳谦认为更是电视时代的一种延伸和扩展版本。这些媒介都有一种按摩作用，本身就是一种娱乐。尤其网络这一媒介的发散性、没有边界，导致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把握变得愈发茫然和不确定。《牛津词典》2016年的年度词汇“后真相”就与此有关。在后真相时代，人们对事情的判断已经无法基于自己的认知、既有的概念，那靠什么呢？靠情绪，“我喜欢就好”。电视和网络时代，人的思维被视觉化，导致感官化、情绪化的结果。现代社会成为一个舆论的拜物教。
 
对于尚杰提出的娱乐专制主义，欧阳谦理解是综合了“1984”和“美丽新世界”这两种国家的管制方式。但他认为娱乐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的确会导致尚杰所批判的人的遗忘、沉迷、思维的退化等明显的问题，这也符合阿多诺的判断；但另一方面，就像王蒙多年前评价王朔的小说时提到的“躲避崇高”，因为当时主流文化太严肃、太正儿八经了，老百姓就想笑一笑，笑本身就是目的。从中国当下的语境来讲，欧阳谦认为娱乐至上是OK的，具有解构意义。

 

 

徐碧辉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第三位点评嘉宾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碧辉。她认为尚杰的感觉很敏锐，抓住了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现象：人类思维的几次转向，一是从视觉思维转向语言思维，而20世纪之后，再次发生了从语言思维回归图像或符号思维的转变。尚杰的描述和归纳也非常到位，所用的语言也很流畅。

不过，尚杰对这几次转向的态度或评价，徐碧辉有点不敢苟同。在尚杰看来，语言的出现并代替视觉思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损失，尽管语言更为深刻、理性，但这个过程中，文明却丧失了更多东西。他在讲稿中写道：“可以把感性（这里所谓‘感性’指感官的生理获得，而非哲学史上所谓‘感性认识’，因为后者仍旧是语言的附庸）上升到理性，说成是从视觉到语言——但这样的变化是天然合理的吗？如果把这个过程理解为文明战胜了蒙昧，那也属于卢梭所谓‘文明的异化’。人类从此获得的东西并不比丧失的东西更多或更有价值，而丧失的东西，却只能以变味或异化的形式，再还给人类。”徐碧辉认为，这种说法显示一种卢梭式的对文明的否定和对前文明社会或田园社会的浪漫主义想象。视觉思维毫无疑问是文明初期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具有直观性、整体性和模糊的准确性特点，往往能够在瞬间抓住本质性的东西。但文明若停留于视觉思维，它一定不会有当今我们所看到的如此巨大的成就，因为，脱离原始的诗性思维或混沌思维，人类才真正拥有分析能力，才能表达更为复杂、精微的思想。或者说，更为复杂、精微的思想是由抽象化的语言带来的，没有语言的抽象，就没有思想。

徐碧辉进一步强调，新媒体出现以后，似乎有迅速代替语言的趋势。或者说，新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青少年一代人。他们几乎把全部业余或课余时间花在了这上面，抖音、快手之类的碎片化的图像、短视频、笑话等，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全民娱乐方式，而且是唯一的娱乐。她曾经看到一幅漫画，是两张图片的对比：一张是一个躺在床上吸鸦片，一张是一个人以同样姿势躺在沙发上，不过不是在吸鸦片，而是在刷手机。但两人的神情、姿势和脸色几乎一模一样。图像思维在我们时代已非某种业余时间的娱乐方式，而成了一种生存方式。这种方式带给人的不是清醒冷静的思考、独立完整的见解，而是碎片化、肤浅化的享受，是对心智的一种消磨与摧残。她认为，对于这种新媒体所带来的思想和感受的碎片化、零散化和浅薄化趋势，我们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

对于尚杰发明的“娱乐化的专制主义”，她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专制主义在不同时代表现为不同形式。执政者在加紧思想控制的同时，通过搞笑视频、短文、图片，使人们在碎片化的情绪释放中得到一种虚幻的情感满足与麻木，从而让人得到虚幻的幸福感，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沙龙下半场为自由发言，由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秘书长曲经纬主持。

 

 

汤明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汤明洁在发言中提到，尚杰老师主张“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这似乎基于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语言和图像。但通过文字传递的概念语言与通过多媒体传递的图像影音，除了在表现形式上和传播效率上的差异，是否是绝然对立的呢？语言有表征（représentation）问题，这个表征可以包含从能指（主要是语言）到所指的相近、模仿、类比和同感等相似性，且预设了认知主体；图像同样可以包含这些相似性，图像同样是对所指的靠近（追求身临其境）、模仿（摄影、电影、视频）、类比（蒙太奇）和同感（感同身受），只是能指符号可能比概念符号更为丰富和直接。
 
因此，尚杰老师提到在媒体技术时代我们的“原始能力下降”，她想问其中是不是存在两个转化：从直接感知能力到概念思维能力，从概念思维能力到图像想象能力？从感知到图像再到概念有一个逐级构造化的层级，“下降”也许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相对于如何界定“原始能力”。另外，从笛卡尔开创的以人类主体认知为基础的现代哲学来看，笛卡尔的intuitus（通常被译作“直观”或“直觉”）本身来自“intuerri（看）”，笛卡尔的conception（通常译作“概念”）也会以“imaginari（想象）”来说明，因此conception更多具有“设想”（即包含想象）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概念思维与图像想象并非完全不相容。
 
汤明洁认为尚杰老师极具观察洞见地提出了“娱乐化的专制主义”，这说明奥威尔与赫胥黎不是替代关系，“禁书”与“不读书”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并存的。有人认为 “娱乐至上”可以构成对“专制主义”的对抗，何乐而不为？但如果像福柯所观察到的那样，权力关系不再是主权形式的“镇压”模式，而是生命形式的“治理”模式，自由资本的运行正是需要齐平化的大众文化，而不是具有批判性的小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图像想象因为比语言概念的可通约性效率更高，自然会与媒体技术一拍即合；“不读书”也许表面上抵抗了“专制”，但深层上却与资本化的权力运作暗渡陈仓，会让我们“未出狼窝又入虎穴”：即掉入“生命政治”的陷阱。
 
因此，汤明洁总结，在我们的社会中，需要对“专制”和“资本”同时保持警惕，即“娱乐化的专制主义”不可能通过单一的“娱乐至上”或单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予以抵抗，这也许呼唤一种更具策略性的“知识游戏”。

 

 

王维

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

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王维则认为，尚杰老师在“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 ”这个论题下提出哲学也面临某种新的转向——也就是由语言向视觉的转向，而在与此相关的种种文化现象中，有必要率先澄清一个问题：我们所讨论的究竟是大众文化现象的迁移，还是哲学文化现象的转变？如果说语言转向是哲学文化现象的转变，是哲学内部的一种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转变，那尚杰老师所说的“视觉转向”是哲学文化现象的转变，还是大众文化现象的转变呢？        
 
尚杰老师谈及“语言”主要是在说文字，或者更具体地是指纸质媒介。那么说到大众文化的迁移，的确，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纸媒的时代了，是互联网的时代、视频媒介的时代。在符号学上而言，这就是一个符号过度的时代、信息过载的时代。而无论是纸媒、收音机、电视还是互联网都是信息的载体，都是为传递意义服务的。过去只有纸媒这一种信息载体，我们获取和传递意义的方式是单一的、单纯的。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个嘈杂的时代。但如果说这是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究其原因，王维认为不是今天的大众突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娱乐中去了，而是大众从来就有这样的热切需求，只不过是这个时代在媒介技术层面的极大提升放大了大众的这种需求，并且把这种需求充分展示在世人面前。前面有老师说，过去大家只能看文字、看书，现在就是聊微信、刷抖音了。但其实看书的和刷抖音的是两类人，古代社会大众、老百姓也不看书，他们看戏、看评书、逗蛐蛐；或者也看书，但是看的是连环画，而不是严肃读物。只有文人、知识分子才看书、才思考。这一点古今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如果考虑到古代社会的识字率显然不如当代，那今天读书的人其实不是变得更少，反而是变得更多了。所以不是说现在能沉下心来读文字的人、用更长的时间去读书的人变得越来越少了，而是现在那些不读书的人可以选择的消遣娱乐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多了。因而如果这个现象仅仅是一种大众文化现象的迁移，那么哲学是否会受到它的影响呢？王维觉得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去考察的问题。
 
此外，尚杰老师强调这个时代“要用图像解释图像”，但王维认为这其实还是在用语言来解释图像。尚杰老师说“文字时代是推理为实，读图时代是形象为实”，王维则觉得推理与否不在于信息载体或形式——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都是符号形式，但它们的功能都是传递意义。而意义是通过我们的思维才能成象的，所以推理与否在于思维本身，而思维本就是人的内在语言。有些快餐文学完全无需推理和反思，有些烧脑、充满哲理的影视作品则很具有推理反思性。如果视觉的、图画的信息就是直给，就是直接的形象，那艺术评论家是如何通过“看”艺术作品来进行评论工作的呢？可见，人们固然可以通过接收文字信息来进行推理和反思，也自然可以通过读图来进行推理和反思。总而言之，在王维看来，无论是文字还是图像都是符号形式，都是为传递意义而服务的。那如果我们要进行一种哲学活动，不管它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形式，它都必然要转化成对意义的抓取，就都需要思维的运作——也就是语言自身的运作。

 

 

罗传芳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罗传芳认为尚杰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可以触发深度思考的话题。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简史三部曲中就特别强调，人类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极大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也包括思维方式，这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看法是相一致的。印刷术时代属第一次工业革命，图像时代是二次（电视）和第三次（信息网络）工业革命的产物，目前这个过程还在随科技的发展而加深。尚杰对上述这两个时代呈现的不同现象的观察是深刻、细致入微的，描述也是相当精彩的，有些堪称绝句，如：“在我们的信息时代，速度所裹夹的画面信息泛滥成灾，其选择的标准不在于是否有深刻的真理或者意义，而在于是否新奇刺激有趣……人不再由于有思想而出名，却由于能使人发笑而出名……流行趋势越来越短，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信息过剩’（多得选不过来）与‘想法过剩’（无处可说，说了也没有人愿意听）交相辉映。在读图时代，传统道德意义上的‘忠诚’变得可疑了，因为注意力连同时间一起变得支离破碎。同样被质疑的还有‘坚定的立场’、‘言行一致’等以往的道德箴言……人们一方面痛苦着，另方面快活着。这真是一种‘完美的折磨’。”
 
不无遗憾的是，尚杰在充分展开了上述问题之后，却并没有给新的时代提供前景和方向，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悲观。他诅咒技术成了文化的敌人，人们以快乐的方式否定自己、堕入“娱乐专制主义”“人将不人”等等。但问题是，哲学和哲学家的使命不正是要在任何生存境遇下寻求和建立理解框架吗？尤瓦尔·赫拉利就说，“会讲故事”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果说过去的哲学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和理性思考上的，今天图像成了表意、交流的工具，那么哲学也就应该建立相应的范式而不是终结。尚杰自己也说，视觉在表意上天然具有优势，“语言终究战胜不了视觉，这不是一个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康德提出“先天直观”也是试图打通感性与理性，直觉与概念。

所以，哲学家首先要做的不是拒绝某种存在，而是要洞察其本质，找到不同时代存在的方式和特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比如原始人也用图像（画）表意，与今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出于无奈，一个是主动选择；一个低级，一个高级。这似乎说明，图像对于人类交流而言可能恰恰是最本能直接的手段，在科技高度发达条件下变得更加快捷、轻松和愉悦（“视觉快感”），那人们怎么会拒绝呢？最近流行的“葛优瘫”“躺平”，不用更多语言，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心领神会。这也正像尚杰引加拿大著名传媒哲学家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即信息并非一定是语言信息，信息也并非一定以语言符号作为载体才得以传达。所以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实感共通和情感共鸣。这样一来，在对不同传播方式的观照下建立新的哲学理解和范式——图像哲学，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印刷术时代的特点可能是严肃、严格、规范的，代表了理性和秩序；图像时代则是直观、碎片、情绪化的，代表了感性和不确定性，以反本质化、拒绝文字和意义的方式实现多样性欲求。这看上去是对启蒙时代以来人类主流思维、交流方式提出的巨大挑战和悖反，实际上提出的正是如何重新理解图像化时代生存方式、建构二十一世纪新哲学的时代课题。

 

 

陈霞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陈霞表示非常喜欢尚杰老师的文章和他的讲座，独特的思想从他那优美而有活力的语言中流淌而出，让人耳目一新。他今天的话题又带给人很强的冲击，引人深思。他提到语言是用于解释的符号，而图像恰恰抗拒解释。语言被当做人的延伸，语言使我们成为人。没有语言，人将回归动物。所以人们曾经宁可相信语言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相信语言就等于相信理性、根据、因果性、逻辑、历史经验的结晶等等。现在的摄影、电话、早期和当代的“留声机们”（唱机和录音机等）、电影、电视、电脑、互联网中的声音与图像，远比语言（狭义的有声语言和文字）生动，它们渐渐代替语言的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陈霞觉得影像确实节省了一些关于事件过程的描述，但这并不能说影像可以吞噬或取代语言。看影像作为一种经验，里面也有概念在帮助我们理解图像。语言与图像并不互相排斥，语言与图像是共时性的存在。
 
另外，陈霞认为，在语言向图像转换之际，我们依然有必要沿着传统的思路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没有语言，人与万物就处于混沌之中。语言带来的分辨使人进入到由符号构筑的世界。语言与思维是同一的。我们是用语言来进行思维的。没有语言，就没有思维。既然语言与思维同在，要想对方理解自己的思维，那就需要语言成为公共性的。在公共领域，就应该有一套大家都理解、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规则。这就又涉及语言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现代汉语应该具有现代性格，承载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法治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理念。因为语言，我们存在。我们要理性地存在，要有尊严、有自由地存在，还要优雅地存在。这些都需要我们的语言有理性、有尊严、有美感。

 

 

黄裕生

清华大学哲学系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黄裕生发言提到尚杰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一个是“图像时代”，一个是“娱乐专业主义”。图像时代与语言时代相对应。如果说语言时代是一个追求同一性的“形而上学时代”，那么图像时代则被视为一个反形而上学时代，或者也可以说是解构形而上学而走向不确定性与差异的时代。但是，这种图像时代也存在着危险，那就是资本或“老大哥”更容易通过制造各种娱乐来填满人们的生活，甚至只是由于技术上的迭代更新就足于使人们沉溺于图像世界的各种娱乐。娱乐对人们的这种操控无异于一种专制。为了展开这些思考，尚杰的报告从哲学的语言转向开始他的讨论，他要以此表明，哲学虽然有欧陆与英美之分，但是都在转向“语言”，因此都仍然停留在语言中心主义里，而以语言为中心就是以概念为中心。以语言理解事物，就是以概念去看事物。但是，我们人类的视觉域（视觉经验）实际上无法完全被语言或概念所覆盖。相对于语言世界的封闭来说，图像则是对事物的一种解放。
黄裕生认为这些思考很“法国”，因而也很“前卫”。这不只是指这些思考具有前沿性，也指这些思考很具尖锐性，很具针对性。不过，黄裕生提出了一些“增补”。
 
他首先也从哲学的语言转向说起。他认为即使我们承认上个世纪哲学存在着语言转向，欧陆哲学与英美哲学这种转向的诉求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英美哲学的语言转向乃是要把哲学限制在语言里，甚至限制在概念语言与逻辑里，那么欧陆哲学对语言的关注则不是为了让哲学满足于语言，恰恰要澄清语言的界限而溢出语言，通过澄清语言的概念性语词与非概念语词来显明，事物总是通过语言来显示其超出了语言。因此，哲学问题不只是语言里的问题，更不只是逻辑里的问题。就此而言，我们并不能说，关注或转向语言的哲学就是以语言或逻辑（概念）为中心的哲学。真正的语言本身不仅给图像留下了空间，也给沉默、想象、否定、隐藏留下了空间。在黄裕生看来，图像时代的来临（如果它真的来临了），既不是对语言时代的否定，也不是对它的取代，而只是语言时代进入一个破碎化阶段：图像利用现代技术或者肆意地填补语言的留白与艰涩，或者粗暴地图解语言的指示与隐藏。这不是解放了语言世界，恰是使语言世界简化成为纯粹现场化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图像时代实际是语言世界进入一个“躺平姿势”的时代：它带来的不是立体，而是平面，不是差异化，恰是同质化。差异的对立面不是同一性，而是同质化或同质性。正因如此，图像时代的“娱乐的专制”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值得警惕的。
 
黄裕生表示，我们知道法国哲学都很强调差异，尚杰老师在报告里以及他的其他作品里，也一直在从不同方面讨论、突显差异问题。但是，这里，黄裕生要“增补”的一点正是，实际上，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里所关注与重视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功能性的差异，而不是同一，甚至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以致各种等级差序体系被视为自然正当的，并因而被理所当然地加以维护。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差异的重要性时，有必要澄清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差异何以可能？我们能没有同一地理解差异吗？甚至要问，我们能够没有同一地展开差异吗？或许，一切差异都恰恰来自于同一，而同一本身就自我差异着？

 

 

曲经纬

世界本原文化研究院

主持人曲经纬在总结时认为，《印刷术时代转向图像时代》这一讲题不仅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题目，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之所以言其深刻，因为在现代对传媒学的关注，背后有其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一条线索是哲学史发展中主客体问题的呈现，现代哲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古典哲学对主体、客体问题对立的认知，而是更加关注间性的问题，这是传媒学的形上学基础。另一条线索是，启蒙时代以来，感性问题在哲学的地位不断得到强化，美学作为研究感性问题的独立学科，在现代尤其关注对传媒问题的探讨。而之所以讲这一话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为在现代社会，只要我们停下来反思自我，我们能够意识到传媒手段对于架构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性作用，这与我们当下每一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息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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